巴黎好友南茜，率一英國電視製作團隊，來跟我訪談「六四」三十周年，我講三個主要看法，是我自己過去也很少談到的：
一、八九年的這場政治衝突，無論你怎麼界定它，都繞不過去它是一個整體的失敗，一個官民雙輸的結局；這個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只對中國而言，也是對全世界而言的嚴重後果，因為三十年後中共成為一個禍害，威脅人類，問題是，當初我們為什麼沒有避免這個最壞的結果？
二、六四屠殺，是鄧小平在胡耀邦追悼會的那一刻就決策了，因為追悼會之後他「失蹤」了十八天，很明顯跟六月初大規模野戰軍進攻首都的部署有關，說明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暴力鎮壓；諷刺的是，六月初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已經大量遞減，主要也是外地學生，從技術上講，完全沒有必要使用軍隊驅趕，據稱中共高層今日也意識到：天安門鎮壓得不償失，讓他們背負了不堪承受的歷史重荷。
三、八九學潮中，北京市民乃至全國民眾，奮勇上街，保衛、聲援、照料學生，是中國人善良的大展現，北京城裡民眾指揮交通、「小偷罷偷」，這是一個奇跡，可能上百年也難出現一次，然而，它並不是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式的，所以任意揮霍民眾的善良，或者將其不適宜地利用於任何政治目標，都是不智的。
「六四」即將三十周年了，我們在想什麼、又能說些什麼？
一、大屠殺將中國撥上自毀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個「王朝末日」，山河汙臭、社會腐敗，雖然於無聲處發聵之言不絕，而民眾「歲靜」不醒，中華民族不是「向何處去」，而是毫無出路；
二、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改革」，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很少人覺察到它三十年來一直就是「體制自救」的「化石語言」，而且早已終結；
三、只要我們還害怕革命，就不會出現另外一種語言；然而，革命又如何可能？上層建築包括國家、精英徹底壞死之後，下層就會發生民變嗎？這個判斷究竟是基於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經驗，還是來自西方政治學？但是我們至今看不到一點點跡象；
四、體制面臨危機了嗎？經濟下行的壓力含義是什麼？中產階級真的都在逃亡、抑或是裡外各踩一腳？大眾「夢醒」了又如何？大概只能接著恐懼上不了最後一班車，社會原子化已久，個體更依賴體制，而體制反噬、通吃的能力超過以往；
五、國際社會還拿中國有輒嗎？毋寧是國際環境越發無序而詭異了。最近中美貿易戰和華為事件，徒然刺激國內民族主義非理性狂潮，實際上在為極權充填更堅實的基礎，長遠而言，國家利益與文明提升、人權進步更加難以整合。
六、有人說，不會再有下一個「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而是我們每個人的尊嚴，都在臨終時刻。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