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京「八九」天安門事件，對中港台三地的民主進程與運動，都有所影響，但走出的道路，卻大相徑庭。
中國大陸步向更為專權的統治，嚴格管控政治運動，專注發展經濟，媒體、教育在黨的控制底下，人民自覺「去政治化」，大部分群眾運動扼殺在萌芽之時，反對聲音持續被噤聲，習近平上台後，權力更為集中，中國社會好像距離民主自由愈來愈遙遠。
對香港和台灣來說，「六四事件」成為中國大陸被標籤為「專制政府」的標誌，強化民眾對民主的訴求，加深兩地對中共專制政權的不滿。台灣慢慢走向民主，兩岸民心愈走愈遠；香港主權移交後，爭取民主進程在中國陰霾下變得舉步維艱。
「六四」鎮壓的陰霾
「六四事件」是香港主權移交前移民潮的一個重要的觸發點，當年，民眾對於香港前途憂心忡忡，擔心類似的鎮壓終有一天會在香港出現。
這種陰霾揮之不去，2014年，香港發生一場大型爭取普選的佔領運動（亦稱「雨傘運動」），示威者佔領的香港金鐘，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旁邊的中國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的總部大樓。
香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判刑前接受BBC中文訪問時，形容「六四事件」是「天安門之魂」（Souls of Tiananmen Square），一直縈繞他那一代人。
警方向示威者投放催淚彈時，「佔中三子」急忙呼籲群眾離開，擔心警察開槍發生流血事件，甚至會導政香港政府提請解放軍駐港部隊出面干預。
這種疑慮正是來自「六四」的陰影，但年輕一代對「六四」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與「佔中三子」等年紀較大的人，存在立場上的矛盾，他們在運動策略上，更為進取，看見警方持槍和催淚彈繼續向前走。
學運與廣場政治
戴耀廷回顧分析，「八九」學運與香港佔領運動有一些共通點，就是涉及「廣場政治」的問題。
「我們的模式十分相似，『八九』學運時北京出現的學生領袖，是逐批被替換，運動開始和最後在天安門的是不同的人。」
香港「佔中三子」最先提出佔領行動，後來學生領袖有更大的主導權，佔領79日，衍生各個領導性人物，難以取得共識，變成一場沒有領導（去大台化）的運動。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稱只有6%的人真的響應「佔中三子」號召而上街。
「廣場政治往往由最激進的人士去主導，如果我從一開始便參與廣場佔領留守，到某個時間點我覺得已經足夠，就會自己離開，但總會有其他人留在佔領區，廣場政治很難結束，」戴耀廷說，「我們也沒辦法，他不走，我們也沒可能逼他走，『八九』學運到現在，所有廣場政治面對同一個問題。」
在香港年輕抗爭者眼中，他們從「六四事件」所得到的啟發，不僅是對政權殺人的不滿，或是對解放軍的恐懼，而是「八九學運」中不同團體在抗爭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