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中國解放軍殺進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要求民主化的示威群眾，寫下中國民主史上最沉痛一頁。時隔30年，中國民主運動沒有壯大，中共打壓宗教信仰自由、全面監控的情況加劇，進行「數位獨裁」統治，不過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何瑞恩撰文認為，美國應更有知智慧、謙卑地處理中國人權議題，且要看得長遠，試著讓民主在下一代中國人心中萌芽。
中國壓迫力道加劇 凸顯內部焦慮狀態
「隨著中國步入『數位獨裁』（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狀態，想要改變中國內部的理想變得不受人青睞」，何瑞恩（Ryan Hass）撰文寫道，「但對美國政策圈而言，該做的是反省，而非放棄」。何瑞恩稱，中共的高壓統治不是展現中國強大國力，而是透露焦慮恐懼狀態，因為除了全球傳遞反抗中共的力量，中共也對經濟成長放緩深感憂慮。
何瑞恩直言：「美國政策圈應更有智慧、謙卑地觸及中國人權議題。改變中國內部的時程表操之在中國手中，並不在美國手上......美國也無法像對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或委內瑞拉一樣，強制中國內部進行政治和社會改變，但美國也可能不計代價執行此策略。」另外，美國立法者一定要認知到，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人權議題漠不關心。
“American policymakers would be wise to approach China human rights questions with humility. Change inside China will occur on China’s timelines, not ours.”https://t.co/YdAPldV9RI
— Brookings (@BrookingsInst) 2019年6月2日
川普不重視人權問題 作為有所限制
何瑞恩表示，由於中國人權議題不在川普的優先執行清單中，因此不論是直接與中國對談，或是與盟邦合作，美國能採取的影響作為相當有限。「儘管如此，還是有重要措施可做」，何瑞恩指出，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宣傳能持續推崇六四事件犧牲者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利用周年紀念或相關活動，強調這些人珍視的理念，以及他們對中國的遠景」。
「美國外交官能對中國維權人士保有信心」，何瑞恩寫道，「他們可以違反中國意願，出席聆聽中國法院對維權人士的審訊，若無法入內，就站在法院外，展現與維權人士站在同一陣線」。此外，美國團體也可協助中國草根運動，提升內部生活水平，像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之前讓中國大眾注意到空汙問題，促使中國民眾要求政府改善，「他們也成功了」。
美國應成為強大榜樣 激勵中國下一代
何瑞恩稱，中國把焦慮轉換成具體合法行動，提升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此舉符合美國利益，且或許也能用在提倡食安、智財權、平等受教權、法治與合法訴訟程序，而美國能採取的重大步驟，則是讓自身變成一個強大榜樣。何瑞恩指出，美國應看得長遠，包括激勵中國下個世代，「若美國把中國遊客、留學生和商人隔絕在外，只會造就更敵視美國的中國世代」。
何瑞恩說，每個政府都有權利與責任維護自身安全，但不應該有美國領導人說出「整個社會」被他國威脅這種話，「這類言論違背美國建國理念，且未從過去歷史中學到教訓」。何瑞恩強調：「具備謙遜、堅持、耐心，美國才能扮演鼓勵中國踏上自由大道的重要角色，此舉有助於中國社會人盡其才，同時也符合美國與中國雙邊長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