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在一個結黨營私及黨同伐異蔚為風潮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良知必然使他們備覺寂寞，為所有黨派排斥。但孟子說得好：「自反而縮（自問合乎正道正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知識分子之需要有如此勇氣，因為正義需要有人維護、社會需要進步（不能任由法治及民主倒退）。當號稱「第四權」的媒體承擔不了這個責任時（哈伯馬斯指出，在大眾傳媒時代，金錢和權力侵入媒體，公共領域解消及喪失了對權力的批判，往往淪為幫閒、打手或被封口；他稱此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具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就該責無旁貸接起這個擔子。
承擔「第四權」而受各黨各派排斥的知識分子雖是「極少數」，責任卻無比重大。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兼政論大師李普曼《不可或缺的反對派》一文即說：「反對派必不可少。一位優秀政治家從對手學到的東西，永遠多於從狂熱支持者那裡學到的。除非反對者向他指出危險所在，他極易被支持者推向災難。所以若足夠明智，他會經常祈求從朋友（支持者）那裡解脫出來，因為他們會毀掉他。他也應當祈求始終有一些反對者給予批評指正，使他保持理性及明辨是非，雖然個中滋味苦澀。」這篇文章所指的反對者更像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的另一群人。
知識分子具備道德勇氣而政治黨派缺乏道德勇氣，看似不可思議。但年事稍長者只要讀過尼布爾《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及群眾心理分析家如勒邦、賀佛爾的著作，他們就能豁然開朗或釋然於懷了。尼布爾發現人的群體及黨派行為很少受到理性與良知控制，比個人更難克服自我中心主義，也比個人更從低級衝動出發，個人的利他主義（愛國、愛黨）在群體中經常表現為群體自私自利（英國約翰生不是說「愛國是惡棍最後的庇護所」嗎？），所以他斷言「群體的道德低於個人的道德」。
而勒邦則說，進入群體（包括黨派）中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作用下，會產生如「動物、白痴、幼兒、原始人」的變化。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讚揚勒邦有效闡明了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想及道德、文明約束力消失，原始衝動及犯罪傾向突然爆發。更不必說馬克斯．韋伯談政治做為一種「志業」時，指那些虛榮而無責任感的政客將成為演員，滿口謊言做作，「虛榮心使政客追求耀眼的外表（例如從前對人冷淡不理，現在為了選票到處討好），缺乏責任感使政客沈迷於毫無內涵的權力慾不可自拔（例如明明是文書、口號及小圈圈治國的人，為了戀棧權位竟吹噓自己施政如何高明、國家如何不能沒有他領導）。」
長久以來，有良知知識分子一直是讀書人嚮往的境界。中國明代東林黨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聯語名垂千古。中共毛澤東時代鄧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反毛詩句同樣古今輝映，發人深省。處於今日朝野主要政黨熱中黨同伐異、維護一黨一派一姓之私，媒體又大多棄守第四權、成為黨同伐異啦啦隊情況下，台灣特別需要具備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制衡政黨，維護民主共同體利益！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