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柯林頓港，有錢人住的區域和其他人明顯不同，他們的生活境遇、下一代的成長機會，也和中下階層截然不同；從1999年到2013年，生活在貧窮線的小孩從10%上升到40%。對這裡和全美其他的藍領工人社區來說，工資是停滯或下降的，過度用藥的人數增加，犯罪率增加，離婚率增加，單親家庭不斷增加。尤其，越來越少人會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社會經濟地位與自己不同的人；美國社會沿著階級界線而分隔的情況十分普遍。
如今的社會，階級越來越分明，且人們越來越難改變自己的命運：有錢人的兒女更可能致富，窮人的子女越來越難翻身。
二、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和凱西(Anne Casey) 在2015年發表一篇論文顯示，從 1999到2013年，45歲到54歲的中年白人難性的死亡率是增加的，尤其是在教育程度低的人當中更為嚴重。他們的死因主要是自殺、藥物中毒和酒精導致的肝病。
這是一個奇異的狀況，因為在其他國家，或者是美國其他群體中，死亡率都是下降。
對保守派來說，這些現象的解釋是自由派政策的結果：一方面是道德敗壞，加上人們缺乏宗教信仰和穩定的家庭結構，另方面是社會福利使人懶惰和喪志，養成一種對政府的依賴。但問題是，如果這真是原因，為何更多社會福利或者更開放的歐洲，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另外一種解釋是因為美國越來越不平等，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向下淪落到底層，而越來越多底層工人陷入生活困境。知名經濟學者Branko Milanovic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全球不平等」，他的研究證據表示，全球化讓開發中國家的勞工階級所得上升（尤其中國），讓全球最富有的頂端階層更富有，對工業化國家內部來說則是不平等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嚴重消失。
但問題是，就平均所得來說，中年白人還是高於黑人或拉丁裔，失業率也沒有他們嚴重，但為何獨有白人出現死亡率增高的現象？
Deaton自己在接受訪問時說，其原因是因為「中年白人失去了他們對生活的敘事」，意思是，這群白人曾經如此相信美國夢──亦即美國這個社會的機會是開放給所有人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出人頭地。但現實，他們的生活水平遠低於他們的預期，也低於他們父輩那一代。
因此，他們自我放棄，用藥物、酒精、自殺來面對生活困頓，或者在政治上，支持那些民粹主義的候選人。
三、
羅勃普特南的前一本書是「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衰退和復興」（Bowling Alone）(2000)，此書是脫胎於他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主要論證是美國公民社會和公民精神越來越衰落，越來越少人屬於地方的社區組織。這本書讓他從一個哈佛學者，變成美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上遍各大媒體，甚至被總統柯林頓邀請去大衛營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