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孫中山就見到民主制度中所謂的分贓制度，以台灣現狀來看，政治分贓可以說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基於不相信從政的人會有好的道德操守，所以貪污或是分贓這些事情，並不會遇到民主制度就不存在，也不見得在專制體系就會更糟糕，端看當時代人心道德之好壞。
新政府上台之後，除了一般人看得到，比較熟悉的各部會政務官之任命，其實還有很多我們小老百姓不熟悉的國營事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等肥缺，而這些肥缺往往都用來酬庸選戰有功的轎夫，或是擺平同黨失去政治舞台的大老們，這個現象在兩黨輪替之後，完全按照既定程序演出，老百姓們除了四年一次投票之時，被捧為「人民最大」，選舉結束之後，沒有人奈何得了執政黨，而反對黨罵罵而已，恐怕心裡吃味的人比較多，無不希望下回政黨輪替之時，能拿回政權，雨露均沾。
部會政務官的任命非常重要，即便是政治任命，至少還有國會監督，執政黨為了維持政權，總還要找專家或是有能力的人來擔任。國營事業的高層主管就不一樣了，基本上缺少有效的監督，待遇又特別高，用來做酬庸最順手。然而國營事業在台灣非常的重要，除了雇用的員工人數眾多之外，對於國家稅收也有實質而重要的貢獻，在全球化的現狀下，大多數私營企業對於國家沒有忠誠可言，說出走就出走，國營企業貢獻的稅收就更是不可或缺！新加坡的全球競爭力，來自於強大的國營事業，高效能的國營事業在全球各處幫新加坡人民賺錢，小國寡民的台灣可以作為借鏡。其實就連中國大陸如此大的國家，都以政府的力量全力支援國營事業參與全球競爭，台灣的國營事業，絕對不能任憑政黨宰割、擺爛，而是要振作起來，成為台灣全球競爭力的一環。
大家都熟悉一句話：「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如果國營事業都找一些酬庸性質的外行人來領導，不正是保證落實了這句話？不當、不專業的領導，除了讓事業體會遭受淘空、虧損的危機，也讓員工士氣低落，怎麼對得起繳稅的全國人民？
筆者記得早年留學美國，在一次聚會中，有一位台灣同學曾經說過，他的一位親戚長輩在華航任高階主管，華航一直都會有來自政府或是軍方「推薦」人事的壓力，對於比較低階的人事推薦，若是不適任的，他這位長輩的作法，就是安排他們擔任不重要的職務，而真正面對顧客第一線的職員，就保證要夠優秀的職員來擔任，如此聰明的作法，至少維持了當年華航一定的服務水準。
這啟發了我一個想法，既然分贓或是貪污無法避免，我們應該思索一些方法，讓此損害降到最低，盡可能維持國營事業的競爭力。過去政府對於法官和檢察官的加給，被戲稱為「養廉費」，有人認為貪的人，是不會被「養廉」的，然而因為有「養廉費」，對於正直的司法人員是一種鼓勵，對於知法犯法的壞蛋，更有嚴辦的動力。我建議政府設置「分贓基金」（可以修改成一個好聽的名稱，但是內涵就是如此），讓國營事業每年釋出一定的經費，專門給執政黨運用於酬庸，把現有營事業重要職務（例如董事長，總經理）編列成冊，精算過去經常用於酬庸的金額，給與執政黨去使用，但是這些受酬庸者，可以位高但是必須是無權。對於真正的經營者，要建立嚴格的審查制度，由社會公正的機構和人士來負責聘任，並經年長期嚴格的審查該企業的績效，以建立制度來防止因為酬庸而毀壞國營事業的根基。
一定會有人認為怎麼可以用人民繳的稅來成立「分贓基金」？前面講過，「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編列預算當作酬庸，看起來當人民真苦！其實不然，只要嚴禁高層主管的酬庸應聘，讓國營事業經營成功，為全民賺來的錢絕對大幅超過編列的預算！而國營事業體所繳的稅是由全民所共享。
人心貪得無厭，有了「分贓基金」，執政黨難道不會繼續指染企業高層人事？因為有了「分贓基金」，執政黨想要指染的正當性會大幅下降，全國民眾、媒體和反對黨的監督，堅持由專業人士來經營的呼聲會更強大，即便無法選出最棒的人選，至少也會讓真正專業經營者出線，給國營企業發展選出較好的領導者，長久下去，就會讓事業體的經營回歸專業。
人心道德的水準，才是決定國家興衰的因素，「分贓基金」成立只是一個不得不然的建議，防止以政治力量來淘空、破壞國營企業的權宜之計。若是形成制度，一方面讓分贓得到一個「合理合法」的方式，又可以保護全民的國營事業之發展。筆者的建議絕對不是為了戲謔、諷刺，希望讀者幫忙想一個漂亮一點的名稱！
＊作者為國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