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蘇共不同之處在於這個｢共黨執政3.0｣的對手（史達林、毛澤東、卡斯楚等抗拒西方為主是1.0；中共與越共陸續用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加入西方體制贏得增長，但維持一黨制是2.0；習近平｢新時代｣具備向外輸出發展模式的能力是3.0），反省了蘇聯教訓且運用了先進的硬體技術，發展出成相當強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似乎用｢接觸｣促發｢顏色革命｣與多邊主義限縮其擴張，已無法制約。如果這是定論，美國至上的國家目標又要怎樣的大戰略來維持呢？
在傑克遜主義與孤立主義間游移
川普總統當選，一項重要的承諾就是要從民主黨大而無當的全球干涉和過多承諾中撤出，一系列｢退群｣行為是這種戰略思考的重要體現。專注於美國自身的製造業重建和國防強化，對外則只限於真正具挑戰性的對手(rivals)加以制衡，應該說像是有原則的孤立主義(principled isolationism)。
但是川普主義(Trump’s Principle)似乎又不是如此精煉，因為有原則的退群應該更具選擇性，亦即應依循理論家所建議的｢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原則，以免｢信用｣過快流失。而川普或受團隊中新保守(neo-conservativism)人士與軍工派、情治鷹派的影響，又時而擺出要在東歐、中東、拉美與東亞同時加碼的姿態，而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有民粹尚武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的風格。近日川普自己證實他在最後一分鐘才撤回飛彈打擊伊朗的計畫，足見華府退出伊核協議後，確實認真地考慮過再打一次伊拉克式的戰爭。
這個最後一分鐘的猶豫，戲劇性體現了華府在新保派全面極限施壓致勝想定，與有原則孤立和離岸制衡想定間的擺盪。顯然在大阪開幕的G20峰會前夕，川普當局必定曾經再次徵求盟友支持打擊伊朗但卻不如人意，加上川習通話之後習近平首訪朝鮮握緊｢北韓牌｣，獨自打響伊戰顯然風險太大。
同理，如何應對臺海與南海的緊張，美國勢必將會有傑克遜主義或離岸制衡的爭論。臺灣作為中型強國(middle power)，避險(hedging)對象除了是美中兩強，也應該將美國內部孤立主義與傑克遜主義的拉鋸納入考慮。中共內部當然也有｢小康目標優先｣的大戰略與｢畢其功於一役｣的冒險論的競爭。臺北避險，勢必要考慮華府與北京兩個雙重賽局之爭。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