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磋商只限國家參與，也就是各國駐UN外交人員可出席，非政府組織（NGO）人員也不可旁聽」，謝佩芬稱，「但我是吐瓦魯外交人員身分，有次旁聽一場非正式磋商時，開到一半就有某國人員發言，要求主席把混進場內的NGO人員趕出去」。此外，部分人士認為，UN已淪為強權的棋子，對此謝佩芬表示，UN提供各國實際的談判平台。
謝佩芬表示：「像是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成員有區域分配，曾有小國表明要參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次，但這個國家其實很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並沒有真的想要競選，只是以此增加談判機會，此舉確實達到目的，有大國為此主動去找該國協商。」不論是加入聯合國，或是有意義參與專門機構，都是台灣外交目標之一，劉許認為，台灣與中國的規模落差太大，衍生出今日台灣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大雄人很善良沒錯，小夫、靜香也都會跟大雄互動，但當技安說不可以理大雄時，他們只能照做」，主修國際關係出身的劉許以日本動漫《哆啦A夢》的人物比喻台灣與中國關係，「這是很現實的事，因為技安家開雜貨店，大家都要跟他家買東西，大雄人好歸好，卻沒有讓人非得理他的優勢」。劉許強調，台灣必須找出自身無可取代的強項，才有助於台灣未來的外交方向。
另外，多數人認為中國影響力主要在經貿和政治，但胡鈞媛曾接洽駐非洲的某國際難民NGO，對方表示希望她能協助該組織，了解中國在該非洲國家關於難民議題的活動與計畫，後續可能進行合作，對此胡鈞媛強調，任何領域或議題，中國影響力逐漸成為必須納入考量的要素，台灣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多元發展交流，會是國家合作的重要一環。
謝佩芬則提到，日本、南韓也都在推動與台灣新南向政策類似的政策，時間比台灣早開始，投入的資源也比台灣多，但台灣具有一項優勢，就是新南向國家人民因想與中國做生意，學中文成了很大的需求，台灣在這方面有優勢，政府其實可以提供更多協助。她也指出，外交像是建立人際關係，就是在幫國家交朋友，「但外交不是慈善事業，也不能夠太委屈求全」。
謝佩芬認為，我國外交人員應在出國接受語言訓練時，就積極與當地建立關係，並透過與邦交國合作來培訓我國外交人員，因為邦交國都是國際組織會員國，可以參與會議和取得資訊。「由於國際談判場合需要法律相關背景人才，因此我遇到的他國外交人員，多是學法律出身」，謝佩芬還說，不少中小型國家的常駐UN代表團都有聘僱他國人士。
對於我國是否要參考這些中小型國家模式，也聘用他國人士協助推動外交，或是讓本國不同領域專業人才進入外交體系，不再只仰賴考試錄取？謝佩芬表示，做法可以保持彈性，但在派用時要注意能否令人信服，這個就視個案而定，另外引入非考試錄取者進入外交體系之前，應先評估能否透過培訓讓外交人員習得技能，且要制定完善機制，避免淪為酬庸。
胡鈞媛則稱，待在科索沃期間，曾聯繫與負責該轄區的我國外館，試著協助我國外館與駐科索沃的UN人員建立關係，加上中國未承認科索沃，但我國有給予科索沃外交承認，「可惜外館對於UN有駐科索沃機構毫無概念，也不覺得可以善用機會，透過合作建立關係」。她提到，加拿大皇后大學與UNKT發展協調辦公室（DCO）合作，每年會有3個名額到UNKT實習。
在到UNKT實習前，胡鈞媛還在國際透明組織（TI）馬來西亞分處，以及約旦阿曼人權研究中心（Ame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實習，她希望更多台灣人能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培養對不同領域和區域的關注，讓當地人知道台灣也關心他們，「互相」才有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