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總統李登輝時期提出的「務實外交」，陳水扁總統的「全民外交」，馬英九總統的「活路外交」到蔡英文總統的「踏實外交」，我國每一任領導人皆有不同的外交重點政策，接受訪問的國際關係學者皆認為，在外交政策上，美國對我國仍相當重要，不過我國應該更努力衡量自身國家利益，找到在國際社會的定位。
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楊昊直言，早期我國在亞洲，無論是南亞、東南亞都是相對強勢，「我們有強大的軍事能量，中國也尚未崛起，周邊國家會比較關注我們的角色。」但現在不只中國崛起，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很快，經濟治理品質不斷提升，因此我國更需要找到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
過去的經濟奇蹟已經是舊的故事，除了經濟奇蹟以外，我們還有什麼故事，能夠說服周邊國家，與我們合作？楊昊說，「新南向政策」就是用不同於過去經濟的角度，以建設性的形象，還有我國對周邊社會的長久貢獻，來說一個「溫暖的故事」，有別於軟實力、硬實力和銳實力，「這是台灣的暖實力」。
楊昊強調，外交政策不分黨派，每任總統的外交政策都留下遺緒，「每任政府的遺緒從不同面向累積，到了現在，執政者可以善用過去的遺緒，推動更靈活的外交，爭取更多國際空間、強化台灣的主權安全。」曾在外交部與國內外智庫任職的年輕國際關係學者張陳（化名）則指出，我國在參與區域整合這部分進度落後，且對東南亞的印象模糊。
「區域角色非常關鍵，要強化與話語權大的國家的關係」，張陳表示，印尼、印度、新加坡、越南都是話語權大的區域重要國家，並提到南韓的新南方政策，即是深化與掌握話語權的區域國家關係，「越南國家足球隊的教練是南韓人」，而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必須凸顯我國與中國的差異，同時思考東南亞為何要關注台灣。
楊昊則稱，我國新南向的優勢包括東南亞新住民在我國紮根，還有從90年代開始推行南向政策以後，前往東南亞的台商、僑胞，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加深台灣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人民互動，讓東南亞國家認知到我國作為東南亞社群的一部分，增加對我國的認同，且不只是東南亞，我國的太平洋邦交國，也是很重要的佈局點。
此外，楊昊也分析冷戰後的大國競爭局勢，目前國際社會至少有3個大變遷，一是大國角力的白熱化，例如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中國希望達成權力轉移，美國則會採取行動阻止中國崛起。第二是國際制度因大國介入而無法解決問題，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G20等，制度作為一個解決問題，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面臨到很大的挑戰。第三則是跨國議題的崛起，如全球氣候變遷、人口販運等，跨國議題不是傳統國家可以獨力解決。
楊昊指出，伴隨跨國議題的崛起，全球公民社會也增加了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也是我國的機會，「像我們這樣中小型的國家，有些特別專長能夠解決跨國問題」透過與理念相近國家之間的合作，我國在打擊人口販運，推動民主人權價值方面，都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這也是我國外交政策很可以著力的重點，美國與台灣的「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就是一個例子。
美台舉辦各種宗教自由、人權相關論壇，就是在展現我國對人權自由價值的重視，也因此我國和美國、歐盟的關係特別緊密，透過相同價值的串連，讓我國更加融入國際社會。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曾經參與過我國對外談判的國際法專家宋承恩則說，我國的外交政策不可能脫離美國，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基於共同價值、友誼和民主體制所建立，「不單純只是利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