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國際條約大都是用英文撰寫，因此不只要熟悉法律，專業英文的訓練也很重要。」宋承恩也點出另一個我國國際法人才訓練很重要的方向：法律專業英文的訓練，無論是簽訂條約，或在國際法院進行訴訟，一字一句的選擇與使用都要非常謹慎。此外，體制外人才聘用還會面臨續聘限制，例如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法律顧問只能續聘1次，「國際法律事務是整個國家共同面對的事情，不是針對特定國家的關係，人員的任用上應該有不同的職能考量。」
宋承恩認為，現在外交部增加國際法組，考試當然是人才選用的方式，但也應該重視在職的訓練，「要有經驗的人在帶」，且應把法律人才職位制度化，因此人事法規要優先規範，並到外館實習，從工作中去學，建檔成為未來的教材，因為國際法談判經驗無法從別的國家取得，包括日本光華寮、美國雙橡園，到近期的英國林克穎引渡案，做完都要留下來，定期開放學界使用，讓後繼人士能有參考檔案，且能當成案例進行教學，「長遠來看是職位制度化，短期目標則是以處理法律專案為主」。
至於聘用外部人才，宋承恩表示，加拿大也有借調機制，「人才需要流通，增加現代做事方法，外部與體制內要有一定程度互通，體制太重形式不重成效，而現代模式必須要很靈活，不靈活沒有效率」。宋承恩直言，制度上的任用改革不是難事，機密內容可用權限分配，透過簽約來防範，「防弊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國民黨國際事務部前主任、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講師黃裕鈞強調，年齡不應該是問題。
「我認為一個好的外交人才有3個重要的條件：第一，是不是代表總統，第二是對政策的了解是否透徹，第三是否具有外交手腕。符合這3個條件就是好的外交人才。」黃裕鈞認為，政治任命與文官體系的人才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兩條線，能夠執行國家政策與總統指令的不一定要是政策官僚。對於「口譯哥」趙怡翔出任我國駐美代表處政治組長引發的爭議，黃裕鈞坦言，這項任命的法源依據和價值都可討論，但任人唯才，年紀、資歷不應該是阻擋人才的理由。
黃裕鈞說，「引進外部人才也可以促使體制內的公務人員進行腦力激盪，在最前線用不同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且再度強調，年紀不是評斷人才的原因，上一代的長輩批評年輕人只懂得小確幸，「但這些長輩也要思考，他們有給年輕人除了小確幸之外的機會嗎？」他還說，停留在否定年輕人、否定專業的思維，這樣國家不會有進步，「不能只在乎升遷，國家政策位置應擺在升遷之上」，並稱「新加坡公務人員轉進轉出，思維與民間一致，我國政府應思考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