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要研究該史實,其實不難;例如,水野民政局長在1895年9月就曾經向東京上報,稱台灣西部至少三百萬人以上;只是這些真實的史料,顯然非日本學者之「意識形態」所樂聞。稍微細心,我們也不難發現吳氏在前引文中的曲筆,以所謂「甚至總督府也不無暗中希望台灣人在國籍選擇期間大量退出台灣,以利日本人移入」;隱匿當年我先民那段極為悲慘的遭遇。
其二、日本學界意識形態之二
─對於「矢內原忠雄」的膜拜
在前述的熱門著作「台灣近代史研究」中,準博士也有專文論述矢內原教授的名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題為「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一些檢討」,名為「檢討」,其實簡直滿紙膜拜;由下列的文字中,真是充分地顯示了準博士的,以及與其相類聚的學界膜拜心態──
「自1929年出版以來,即被公認是台灣殖民地時代研究,和日本殖民學的劃時代巨著。……造成國際性的深遠影響」
「涂照彥氏,在其『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書中,便率直地指出,『關於台灣殖民地經濟的學問蓄積,可說尚未太超出成書於四十餘年前的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關於台灣殖民地經濟的學問蓄積,仍然必須以站前矢內原的研究水準為出發點。』……」
「矢內原反帝國主義之學問態度已相當明顯,而且他個人又與台灣抗日份子過從甚密,據說矢內原訪台期間曾因此遭到總督府官員之監視和不禮貌對待。」
「正面地批判日本的台灣殖民地統治,因此台灣總督府嚴禁該書在台灣發行流通,但卻受到當時之台灣知識分子的普遍推崇。」
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當年日本殖民下,台灣並非外國人可以任意進出的,就所知,不僅學者矢內原來台有日警跟監,作家佐藤春夫來台也有日警跟監;外國學者怎麼可能真正來台研究台灣問題?此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他是當年殖民政策學最高階的教授,戰前日本是個階級分明的社會,誰有比他高的位階?戰後他又獲得美國佔領軍的青睞成為總長;戰後日本的一流學者,誰會與其爭奪這個沒有多少現實意義的陳年雞肋?不是矢內原繼續居於典範地位,還可能有誰?
其次,矢內原真的「正面地批判」了「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嗎?
就個人的研究觀點,其該書不稱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而稱為「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該所謂「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其中有多少可能為日本主體性開脫自身的意義?尤其,配合著所謂「後進資本主義」、「未成熟的帝國主義」與「第一個殖民地」,怎能稱為「正面批判」?「後進」意味著「勉勵」,「未成熟」與「第一個」,都意味者「新手上路」「請多包涵」;這哪裡是吳氏所說的「正面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