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讓教會繼續「遠離上帝」，十一世紀的教皇貴格里七世決定改革教會，禁止神職人員娶妻生子，對抗國王罷黜主教、任命神職人員的世俗權力。貴格里七世動了這個大刀，掀起了天主教和世俗政權的衝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試圖把貴格里七世趕下台，教皇也不干示弱，開除亨利四世教籍，作為反擊。
所幸，當時日耳曼諸侯和不少主教站在教廷一邊，同時當時歐洲各地的國王權力普遍衰弱，進而提供天主教獨立自主的機會。
當時，神權和王權的權力鬥爭長達半世紀，直到西元1122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中，才解決了敘任權的爭議：國王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承認國王的世俗政權權威，讓天主教在中古世紀時期，獨立於世俗權威。
這種政教分離的獨立自主，不只把教廷從世俗政權中，切出一塊不可挑戰的精神權威領域外，還為現代國家的興起、法治精神、法律制度，鋪墊出不可撼動的基石。
例如，天主教的獨立存在和抗衡，讓世俗統治者認知到，君權並非神授，法律的權威性並不來自於國王或皇帝本身，而非像帝制中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的來源，宗教（主要為佛道教）毫無抗衡世俗權力的能力。
美國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法治的興起，和教會成功抗拒國王的主張，和確立法律超然及最高地位，脫離不了關係；進而讓法律體系牢牢支配其自身人員的招募、升遷，自行訂定自身專業標準、訓練律師和法官，被真正賦予不受政治權威干預的法律解釋權力。
雖然爾後的宗教改革削弱了教會的權威、民族國家主權論興起後，逐漸取代了上帝的最高統治權，但法治精神、法律專門化與獨立性卻已牢牢地扎根在歐洲（主要是西歐）的土地上，催化了現代國家的文明體系。
中國無法容忍教廷挑戰其世俗權力
反觀中國，國家（皇帝）從未承認有比他更高的宗教性權威。法律，就是統治者所頒佈的命令，本質上，梵諦岡絕非當代國際關係定義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屬於神的信仰領地」。這對價值觀完全不在同一層次上的中國而言，必然是對其權威的嚴厲挑戰（這也正是中共打壓地下教會的由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並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限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換言之，倘若中梵兩國真的建交，中共仍不許教廷挑戰其世俗權力，而必須服膺於中共的政權權威。
因此，中梵建交的問題，絕非是表面上的國家締結邦交的問題，更牽涉到中西方價值衝撞、調和，及西方文明與價值滲透的糾葛。即便兩國真的結下姻緣，「相愛容易，相處難」的難題恐將不斷圍繞著兩國關係的互動上。這一點，習近平肯定會再三思量。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