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則是聽證的效力？反方現主打訴求，認為本案涉及徵收對人民權益影響甚鉅，應依大法官它案解釋與行政程序法精神，辦理聽證。其理甚為正當，但為何政府不接受呢？據了解，此訴求於數年前正反雙方亦曾商議過，然終因對於是屬「行政聽証」（反方）或「任意聽証」（正方）認知歧異不同而破局。前者對於聽証結果，「法規明定應依聽証作處分者，從其規定。」意即，如案件有法規規定應辦聽証，則聽証作成的結論，對行政單位有其拘束力。相對地， 後者辦理與否端視行政機關意願，且「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証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也就是說，並非一定要辦，且結果僅供機關決策之參考。那麼，此一對聽證的歧異來到當下能求得共識嗎？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的看法，應該不會跟台南市有何不同，即除非法有明定，否則辦理聽證不應凌駕既定都委會審議機制，其結果至多僅供參考；因此，認為無辦理必要，而以都委會「擴大專案會議」方式，試圖讓雙方來充分陳述、釐清爭點。顯然，反方完全不這樣想，縱使當下聽證無法定拘束力，但仍應辦理。兩者落差焦點何在呢？絕非只是願不願花功夫意辦個「僅供參考」聽證會表面說法，根源還是在於雙方缺乏「信任」。
就正方來說，過去的交手經驗讓他們懷疑，反方的聽證訴求不過是運動策略，目的是想把本案拉進程序漩渦陷阱中，從預備聽證、聽證流程、資料準備、成員人數、發言時間、主席選定、交互詰問…等，可以窮就更種技術手段，製造各種會議程序問題，不斷延宕、以拖待變。就反對團體，同樣也不相信正方有檢討本案的真心誠意，唯有透過要求聽證聽規格、程序反證體系的不公，並確保聽證過程能求得最大公共展現效果，讓正方感受到更多的社會輿論壓力做出改變。
雙方猶如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硬碰硬、兩敗俱傷的結果幾可預見！前述的看法或許會讓許多人不高興，但並非僅就南鐵個案發言，而是為我更在意的「公共領域」採個立場，那就是：重建都市計畫制度的正當性。
這將是個艱鉅的社會信任重建工程，政府責無旁貸，其應該要深切理解此際危機之嚴峻，當務之急是將都市計畫民眾參與（包含聽證）法制化，特別是在計畫發動與方案擬定的前期階段，讓方案的必要性、公共性被檢視、論辯、與釐清。相對地，就民間的位置，我們亦必須理解民眾參與機制無論為何，都要誠實面對如何做、誰來做、結論共識如何產出的權力與技術現實。以及，應釐清都市計畫民眾參與跟國家角色及審議機制的關連，是有拘束規範力？亦或是審議的重要參考依據？如何檢證是否遵照落實？不就此談清楚、有共識，可預見一方可窮究程序來癱瘓另一方的戲碼會不斷上演，且正反角色亦可互換，這絕非大家所樂見。當然，「都委會」機制亦應同步檢討，第三方專業審議是否應存在？我認為應該要，難道要交給民意機關嗎？交給i-voting嗎？那針對行政機關派任委員有球員兼裁判之質疑，誰更有資格決定呢？是搞評選委員會嗎？是提名經民意機關議會嗎？還是有更公允可行的作法呢？上述種種，亟待政府與民間雙方認真面對，儘快開展討論對話。
想起花敬群政次就任前，曾跟他碰面就住宅政策交換意見，席間也談及他將會是內政部都委會主席，我笑說：「接下來幾個爭議案件，你會黑掉。」當時這麼講，玩笑成分遠不及之我對目前都市計畫制度運行的悲觀，難道真會一語成讖嗎？南鐵，或應該說所有都市計畫案件，除了關乎多種專業（都計、交通、工程、財務、建築、景觀…）層次的權衡，更涉及對都市發展及土地使用不同價值觀點之折衝。因此，再次強調，關鍵在於營造「信任」，一個讓不同利益、不同專業、不同價值觀點能夠信任的機制，透過彼此尊重的對話、論辯、妥協過程，來解決歧異、尋求共識。此乃當前台灣都計體制的危機根源，亦是重建其正當性之不二途徑。
最後，套用並改寫上世紀初美國政治家Alfred Emanuel Smith的名言：「治好「都市計畫」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點。」以此與各方共勉之！
＊作者為都市改革組織（OURs）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