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傳來朱宥勳先生對拙作〈「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的批評文章，並囑我寫一回應，登在她所編的一份刊物上。我說，我先看看。我看了，回信說：「不值得大動干戈，我在我的臉書上回應就好了。」朱宥勳其人，我並不知道，「上網google一下」，知道他是1988年生的，有小說家、評論家的身分，清華大學台研所畢業的。朋友還告訴我：「他是一個網紅喔。」
如今網紅都是這樣寫文章的嗎？
之前，我總以為網紅多少得賣一點真性情灑點狗血，才能博取眼球。但朱先生的文章假里假氣的，擺弄著裝逼的姿態；明明討厭我寫的一系列陳映真文章和書，卻說：「站在台灣文學研究者的立場，我其實是衷心歡迎的」。當然，客套話之後，就馬上「然而」了，說我的「一系列文章，卻往往有過度詮釋之嫌」，並拿出「台灣文學研究者的立場」，說我的分析都「不是合法合式的文本分析」。我正要聽他的關於「合法合式」的解說時，他卻晃晃頭、搖搖手說：「關於趙剛詮釋文學作品的方法有何問題，我曾撰寫過〈為什麼過於熱愛作家是危險的：商榷趙剛的若干陳映真小說論述〉一文，在此不贅述。」
以這樣一種態度進行核心指控，實在是過於憊懶──或傲慢。
朱先生的確是有一點不知打哪兒來的傲慢，尤其當他一再說，我所分析的內容「並非不佳」，但是「看起來更像是趙剛本人披著陳映真的外衣在說話。」文章最後，還要我「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吧…..想要發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民族認同，也不必塑造一位假的先知來壯膽。放過陳映真，也放過自己，好好地自己把自己的話說清楚吧。」這是對陳映真的傲慢，也是對「趙剛本人」的傲慢。「趙剛本人」在閱讀陳映真之前與之後的改變，是我一直想要說明的，在我的文章裡，我斬釘截鐵地說，是陳映真「讓我離開美國，重返東亞，重返中國，重返台灣。」對這一攸關個人知識與情感的海變的證詞，朱檢察官完全不予採信。或許是因為如此就可以同時起訴陳映真與趙剛，前者是假先知，後者是神棍。
朱先生對於我的文章評價甚低，說「充滿了不可思議的錯謬斷言」、「頗讓識者愕於其信口開河的程度」、「信口開了一條黃河那麼大的河」、「無知得理直氣壯」……，但他畢竟卻還是決定要寫這篇文章，因為他覺得我「或許比較可以算是」可教吧。人之患在於好為人師，於是朱老師說：「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他顯然是喜歡這樣的一種忠告的姿態的，於是他以此為文章標題。
「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這是拙文對於陳映真文學在當代台灣的歷史定位，而它卻是如此地刺傷了朱先生這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他於是以他的台灣文學的知識，告訴我，要讀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張我軍、龍瑛宗……。但我不是清清楚楚地標明「當代台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