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在推動「臺灣關係法」的制定過程中，蔣經國要求美國國會以「臺灣政府」這名稱來稱呼「中華民國」。甘迺迪對此事也與蔣經國持同樣的態度。其實「臺灣認同」是蔣經國於1972年6月出任行政院長後，加速推行「本土化」政策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十年後，即1987年夏天，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感性的話是有其深遠政治意義的。
「經國路線」之二，是反對「一國兩制」，堅持反共不反中。中共方面，則是一直希望能有第三次的國共合作，例如1981年9月30日，中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向臺灣提出了九點建議，希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這九點建議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在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說：「九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從鄧小平1983年6月26日對美國楊力宇教授的一席話，能明白看出鄧對當時國共兩黨的理解與期望：「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但鄧並不贊成臺灣 「完全自治」，因為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 『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鄧願意臺灣成為特別行政區，臺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甚至可以有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但其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 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領導人所能提出的最富於政治智慧的想法，而這構想也影響了中國此後幾代領導人對臺灣的政策，不過，他們似乎都未想到要尊重臺灣人民對臺灣前途的自決權，他們也堅決否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
對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方針，蔣經國始終不買賬，並且早在1979年4月，蔣經國即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整個1980年代，他強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1982年10月，蔣經國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批判 「一國兩制」，並指出當中的可議之處：一是問題的重大，事關中國的前途；二是中共不守信用；三是中共不可能一方面允許臺灣人民對大陸有通郵、通商和通航的自由，另一方面又禁止大陸人民享受這些自由；四是任何期望中共允許臺灣與大陸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五是中共即使要求臺灣人士參與政事，也將只是象徵性的；六是臺灣不需要大陸的資助；七是要想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行動自由，只允許臺灣人民有行動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八是臺灣的企業人士不願意到大陸投資；九是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的情形下，要想中共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