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大法官們針對年改爭議，提出781、782、783號三項相關的解釋，簡單的結論可以概括為大法官多數認為年改政策大部分合憲，僅有少部分違憲。
解釋案出來後，引起輿論諸多爭議。其中一種批判觀點，就是認為現在大法官的組成成員，較多比例是由蔡總統提名（事實上不是）。因此，僅是為了民進黨政府決策護航之類的作法。
當然，任何組織都難逃黨派之間政治勢力的角逐，大致國家，小至公司、家庭，都常會出現拉幫結派的小圈圈，相互結盟爭取資源。以此觀點來解釋大法官的運作，可以是方式之一。但是，說這些德高望重的大法官，真的只是政治打手，為了執政者護航，似乎又太看低了這些大法官。而且倘若一切司法解釋，都只是政治勢力的角逐，也未免太權謀論了。
本文希望提出另一種觀點作為思考的框架。首先，廿世紀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哲學家約翰·勞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提出一個人類社會的現實情況，他稱為「合理多元主義的事實」（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他指出人們對於許多主張判斷，基於彼此對於事實不明、概念不清，經驗不一、權重不等、規範不同的「五不」差異，而產生各自有一定道理，但卻不一樣的判斷主張。
舉例來說，年改釋憲爭議中，爭議焦點在於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等。不同觀點者，從彼此認知的事實就開始產生差異，因為許多事實，過去的難以確認，現在的又因角度不同，未來的則更捉摸不定。更不用說在概念上，你的「生存權」跟我的「生存權」就可能界定不同。再接下來，衡量的權重也不一樣，有人認為個人退休金是生存權比較重要，也有人認為更重要是基金不能負債。諸此種種，人們產生各自合理，但是不同的判斷。
不過，勞爾斯指出這樣的困境，也僅是開場而已。他整個政治哲學計畫，提出在此現實困境下，人們只要處於自由民主社會，就應該會同意他所提出的「正義二原則」。簡單的說，就是諸如人人應該是自由平等，然後，若真要有不平等時，政策上也應該讓最不利益的人（情況最悲慘的人）獲得最大利益。
勞爾斯的觀點，後來引發一連串的學術討論，甚至有人稱為「勞爾斯工業」，造福討論他的學者。不過，就從現實情況來看，正義二原則也並非具備公共理性的人們，必然會接受的主張。因此，更貼近於事實的，應該是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麥克·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1953－）的觀點，就讓一切爭議來辯論吧！人類社會的多元觀點，不太可能找到什麼共同的基礎原則，彼此會欣然接受的。但是，畢竟集體生活需要做出決策，因此，自由民主社會就是彼此說服的過程，然後讓多數做出決定。
因此，年改案此類的重大政策，在民主體制中，應該是廣泛地讓公民相互討論，彼此辯駁，最後透過國會選舉、總統選舉等（不一要用公投，才能比較精緻的做出決策，而非只能是、否二分），形成多數意見的共識。
比較恰當的作法，應該是民進黨政府在2016年執政後，提出年改案，透過廣泛的討論，然後在2020大選時讓選民們作出決定。否則，執政者強勢提出，縱使提到憲法法庭讓大法官作裁決，但是基於「合理多元主義的事實」，許多人認知的「合理性」也截然不同於大法官們的判斷。這裡不僅僅只是年改受害者持不同意見，也包括許多法學專家提出不同判斷，更明顯的，大法官內部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書，持不同主張。
因此，與其讓人們更不相信司法體制，不如讓重大公共爭議回到民主審議中，亦即讓公民間彼此論辯、對話、協商、討論，慢慢形成多數意見，做出決策。這樣才能讓我們的民主體制更鞏固，而不是淪為權謀論的話柄而已。
＊作者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