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訪問的時候，一名計程車司機跟我聊到香港的抗爭，一句話就比學院裡面的教授博士說得明明白白：「一群隨地吐痰的人，想要野蠻統治不隨地吐痰的人，怎麼可能呢？」如果用香港學者蘇庚哲的說法就是：「現今是在上海好市多（Costco）白吃白喝的人在統治攻入香港立法會喝了飲料要留下錢的人。」不過，野蠻戰勝文明不是沒有先例：二戰結束之後，從日治時代「光復」、遭遇國民黨軍隊的台灣，早就有過類似的經驗，痛苦而無奈。
據說上海是中國最富庶、最文明、最洋派的城市，上海的人均收入並不比香港和台北遜色，上海的摩天大樓甚至超過香港和台北，讓任何一個西方的大都會都甘拜下風。但是，當第一家美國好市多超市在上海開業時，上海卻露出它不堪入目的本相：綿延數公里的車流，塞爆周邊的幾條公路，大賣場內摩肩接踵的是喪尸般瘋狂哄搶貨物的人群。就連廁所都人滿為患，憋不住尿的孩子只好在父母或爺爺奶奶的建議下直接對著垃圾桶撒尿。六百個烤雞瞬間就消失了，卻只有兩百個有結賬記錄，那些沒有結賬就不知所蹤的烤雞，當然是被胃口極好的顧客吃掉了。
上海人瞧不起其他所有地方的中國人，認為除了自己之外，其他地方的中國人統統都是「鄉下人」。但在好市多超市為了搶購奶粉、豬肉乃至名牌包包而上演「全武行」的上海人，真的是紳士淑女般的「城裡人」嗎？
上海人的私家車，似乎都在前往好市多的漫漫長路上。此刻，上海人的耐心，卻出奇地好，他們對蝸牛般的行車速度沒有怨言。上海人私家車的品牌，比香港人私家車的品牌更炫目。因為他們開的不是車，而是面子。
同樣的此刻，香港人的私家車在哪裡行駛呢？
香港人的私家車也在路上，不是在去好市多購買放心食品和奢侈品的路上，而是在往返機場的路上。他們不是自己往返機場，也不是去機場接送親友，他們是去運載還在路上的、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發起香港機場交通壓力測試行動，試圖堵塞機場交通。晚間，港警派出大批警力清場。港鐵停開機場快線與東涌線，配合警察的「甕中捉鱉」行動。於是，示威者必須徒步至少四小時返回本島。在現場報道的記者譚蕙芸描述了當時的場景：「那幅畫面超現實，氣氛奇異，空曠的公路上，在三號風球下刮起了陣陣怪風，層次分明的雨雲壓頂，千人步行，各有籌謀。越走近機場，可聽到隆隆的飛機聲傳來，舉頭可見雪白的機肚，飛機依然在升降。」
警察即將展開大搜捕行動，步行回家的抗議者很可能在半途遭到逮捕。情況緊急，有熱心香港市民發起救援行動，數千輛私家車自發性前去運載受困在公路上的示威者。沒有人發號施令，只是社交媒體上的幾則求救信號，就引來不計其數的熱心市民。這次行動被外界譽為香港版的「敦克爾克大撤退」。
次日，特意從台灣來港採訪運動的記者很好奇的問作為被救援者的譚蕙芸：「你怎樣找到義載？」
譚蕙芸回答說：「眼神」。
那位女司機的眼神，在大雨中與譚蕙芸遇上。譚蕙芸當時穿着記者的反光衣，女司機搖下車窗問，要車嗎？譚蕙芸答，要，「只要把我送到市區就可以」。她上車後坐在司機位旁。談兩句，十分投契，沒想過，這個偶遇如此美好，原來女司機就住在譚蕙芸隔壁的社區。
女司機說，這個晚上她塞了一個小時的車，出來「接仔放學」（義載），等了好久，也沒人上車。始終掌握不到把車駛到那裡才找到需要的人。後來，譚蕙芸和女司機在大雨中的巴士站，再接了另一個記者，和幾個陌生人，就這樣，離開東涌。
面對一個巨大的、宛如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的邪惡勢力，陌生的香港人用眼神實現了「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那一刻，「香港認同」如鐵般堅韌。
往好市多路上一路塞車的上海人，當然能夠買到各種美國製造的產品，卻永遠到不了真正的有自由和公義的國度；在東涌與港島之間打亮車燈的香港人，行在一條艱辛卻充滿希望的自由之路上，他們不接受被奴役的宿命。香港人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中國人。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