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理論而言，經濟學與社會學應該是個對立的學科，因為前者追求的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後者則強調社會整體的秩序與和諧穩定，兩者之間存在本質性的矛盾。
在兩岸都處於經濟發展的初階時，「發展是硬道理」往往是社會主流的集體意識，這意味在經濟掛帥的訴求中，合理的分配、環境的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社會保障的覆蓋率..等公平正義的議題往往處在邊緣或是被妥協的位置。
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與教育的普及，也將孕育了新的社會階層；由於新階層在擁有文化與知識背景下，人們對於社會權利的要求自然也會變高，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又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問題，在網路的擴散與放射效應下，新的社會集體意識將抬頭。這是台灣公民社會崛起的背景，咸信也是兩岸都會面對的問題，差異的只是時間序列上的先後。
面對這個新的經濟社會環境，政府治理儼然成為新的顯學，因為過去標榜以「經濟成長」作為政績的概念，已漸漸被「經濟發展」或「包容性增長」的概念所取代。這也意味政府治理的內涵也從「發展型政府」走向「服務型政府」。這樣的發展軌跡除了在台灣找到答案，也在大陸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深化市場改革等價值中得到解釋。換言之，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命題也得到了辯證統一。
然而台灣目前的社會集體意識有日益極端化的趨勢，也就是要求極端的公平與分配正義下，然而對於經濟效率與財富的積累卻持有某種偏執的厭惡，這是一種相對剝奪感下的扭曲心態，但也是不負責任的民粹與虛無主義。這不僅又將台灣的經濟社會矛盾給對立起來，同時也陷入了階級利益的對抗的內耗中。這個假議題已經使得民進黨政府主張的轉型正義陷入困境，更使得年金改革處在無解的僵局中。
平心而論，合理的財富分配與社會福利政策就是建立在經濟成長的基礎上，而民進黨政府若無法在兩岸關係尚有所作為，能與北京建立政治信任基礎，勢必將使得台灣經濟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這不僅錯失安與大陸聯手，在全球生產分工鏈中取得一個較佳的戰略位置的機會，也使得在資源與籌碼頓失的狀態下，被迫採取較為激進的方式為之，這將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台灣社會的穩定和諧都埋下了隱憂。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