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出書，控訴法官以她受賄賂罪判決8年，為一冤獄奇案。前大法官戴東雄生平首次出席記者會痛批此案，認為「荒腔走板、漏洞百出、匪夷所思，學法律的人絕對無法接受」。台大刑法教授陳志龍則表示:『郭案根本就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他定義此案是「假案整肅」。』語氣不可謂不重。
在司法改革的議題裏，最難處理的就是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該怎麼辦？現行刑法124條只規定：「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構成要件極不明確，台灣自1945年適用中華民國刑法之後，只有前高等法院法官羅紀雄因為「明知有罪，竟故意罔顧證據和經驗法則，改判被告無罪」，被以「枉法裁判罪」判刑，此外沒有任何法官因為枉法裁判被事後追究刑責。
法庭程序既然規定有三審，事實上就是隱含法官有誤判的可能，所以才給予多個審級來救濟，刑事案件以發現案情之真實為目的，只是攸關案情的直接證據常常案發時間一過就稍縱即逝，造成法官只能事後根據當事人或目擊證人的供訴來推論，固然法學界也發展出所謂的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但不能否認就是法官的心證空間仍相當大，往往各級審判的結果南轅北徹。
就以郭瑤琪案為例，一、二審皆判郭無罪，更一審、更二審卻逆轉改依職務收賄罪重判八年，後來最高法院將其定讞的判決理由是:「….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果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也就是一二審認為沒有證據能力的說詞，至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上全部採用了。這種前後認定有無證據能力的法則不一致，實務上皆認為不是故意違背職務的行為，自然談不上枉法裁判。然而這不是簡易易科罰金的案子，是無罪至8年的差異，且賠上他人一生的清譽，有些甚至還是無罪與死刑之間拔河，法律人不能以當年高考答題時採甲說乙說的選擇心態，認為這「只是上下審級意見不一致」來搪塞自身的責任，誠如陳志龍老師說的:「法律人高人一等，法律人就像砂石車，橫衝直撞，但撞死人不必負責」。
司法獨立的意旨，是保障法官摘奸發伏之餘，不必擔心來自權力者的追究，免於政治可問責性，但不是表示法官握有判決是非曲直的權力，卻變成法治國家的法外空間，有學者主張現行刑法中的濫權追訴與枉法裁判的條文應再細緻化，將檢察官、法官的犯罪種類予以類型化，這是進步的想法，但問題在於要責成司法人員主動偵辦同僚，似乎違背人性，他們消極作為，即使法律細緻化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只能從外部制衡去思考。
法官會誤判或檢察官會濫訴，有時候不是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是他本身的養成教育或人生遭遇所形成的價值觀，致使他對某種身份或特定類型犯罪，執行職務時帶有成見，縱然判決正確，不同法官面對相似案情，也會在刑度裏有很大的差異。法官隱藏在內心的邏輯都不是法條規定就能解決的，這問題不是台灣所獨有，以最受推祟的德國為例，某位聯邦最高法院的資深法官甚至推算，德國的刑事判決可能有高達四分之一是誤判！德國如此，台灣則不敢想像。
將出任司法院長的許宗力，對於法官心證過寬，有時與社會價值過於脫節，認為可以引進參審制，但又說「以司法院長身分，我不會定調」。而對判決不一致，則只表示「重建統一法律見解的機制，讓最高法院每個判決對下級審擁有相同拘束力」，與現行制度差異不大，筆者不解，如果他不定調，制度又是維持現狀，枉法裁判的難題，恐怕還是無解吧。
＊作者為補教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