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旁人何必庸人自擾，去強加干預或禁止？
庸人，還真的有必要來自擾一下。經驗告訴我們，個人的自主決定，往往與環境脈絡有關，與養成教育有關。如果一個環境脈絡不斷告訴你，這只是遊戲，受害者雖然不悅、不喜歡，感覺到其中有性別歧視，但大概都會選擇沈默。如果養成教育不斷告訴你，要合群，不要有太多個人意見，那麼雖然感覺與環境格格不入，大約也只會怪自己怎麼生成怪胎一個，絕不會想到要去創造時代。
不少同志在青春期的時候，都試著抹去自己的特異，假裝有男/女朋友，自發性地接受某種矯正治療，這些說實在應該都是他們「自願的」。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你自己都不反抗，憑什麼來怪別人？！
但說到底，也不是「自願的」，因為教育單位根本沒有提供不同的性別多元教育，沒有幫助同志了解自已，沒有形塑一個接納多元不同性傾向的文化或社會架構。在這種情況下，說人家是「自願的」接受「拗直」，好意思嗎？
如果玫瑰少年葉永鋕的事件，讓我們知道，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那麼重點不是去爭議，這些受害者的「不」是不是「是」，而是建立一個清楚明確的性別平等規範。而要把權利拿回來給弱勢，我們不會告訴弱勢者，「受害者」是污名，你不要隨便站上這個位置，相反地，否認受害，把受害潛抑到潛意識當中，只會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讓受害的記憶像「陰魂作祟」一樣，時不時出來干擾你的生活。
因此，對於受害者來說，最不能聽到的，就是「你不要隨便『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好像去喪家弔唁，叫人家別哭，對憂鬱症患者說「堅強點」一樣。這不但壓迫了受害者最真實的感受，同時把整個大環境「『不』就是『是』」的結構性問題給「個人化」，說成都是自己搞不清楚，而不是背後的環境或養成教育出了問題。
為什麼加害者不去取得同意，甚少成為討論的焦點，而受害者的「不」在遊戲中有沒有可能意味著「是」，卻成了問題唯一的關切？這才是所有試圖處理結構性問題的人該自問的。
所有試圖處理結構性問題的人還要自問，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阿魯巴」作為一種通過儀式，作為一種遊戲，跟其他遊戲比較起來，是否是必要的，是否是好的？而這必須考慮的，遠超過「不」是否意味著「是」。它必須考慮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結構性效應，比如說，不只是「阿魯巴」，其他時候，旁人會不會也可以不必取得事先同意，捉弄葉永鋕，當作是好玩。
如果人的尊嚴和權利，總是必須透過劃定人與人的道德彊界，才能適切的行使。究竟在哪些情況下，我們會覺得，沒有事先取得同意，隨便把人「阿魯巴」也可能是好事一樁？也是情欲流動的一種？
如果「阿魯巴」作為霸淩式對待，是不被允許的，被性侵如何可以美化成婦女性權的實現？
＊作者為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