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歌劇院開幕式的座位安排失當，四位官員致詞時間冗長，甚至沒有安排建築師伊東豊雄上台致詞等等，不分藍綠或政府民間的輿論，對於這次失禮的處理過程都大表不滿，認為台灣的官僚文化從第一線的基層人員到高階官員，處處可見蹤跡。
政府對於文化藝術活動缺乏尊重與認識，早也不是第一次，從多次的地方政府文宣品抄襲事件，乃至於以低價綁標卻要求高品質成品的各種案例就可見一斑。但說到底，這種缺乏勇於任事的精神，是早已存在於各種社會階層當中的沉痾，只是我們不願承認：我們活在一個即便理盲卻也不願明說的鄉愿社會。
有論者對於「為何台灣政府的文化宣傳活動常常出包」提出一個論點，認為第一線負責人員或者中階主管應該對活動項目更積極的提出建議跟把關，把基層的事情做好，避免等到事情嚴重了才讓主管出面道歉，畢竟機關主管無法凡事都負起把關責任。聽到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實在太過正面看待科層制度與階級文化對於平凡上班族的壓迫，也小看了各種組織體制內的高層人士所能對第一線與中階主管採取各種形式的權力展現。
作家王文華日前曾在他的臉書發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在辦公室能說真話嗎？」他提到，大多數人給他人的回饋都是正面的、是讚美的，卻不會把「說壞話」這件事情當成一個回饋，因為我們並不擅長在公開場合說別人的壞話。王文華提出兩個說不出壞話的原因，第一個是「沒時間去注意別人的缺失」，自己都自顧不暇；第二個是「我幹嘛得罪別人！誰不想做好好先生？」針對第二點，他提出更白話的說法：「大部份的老闆表面上都很開明，鼓勵大家提出意見。但當你真的提出來，他又把你罵一頓，搞不好還懷恨在心。」
若以此為例來看台中歌劇院開幕式的事件，伊東豊雄因為「時間有限」無法上台致詞，但開幕式的流程安排難道沒有經過四位官員的首肯嗎？四位官員在了解流程安排後，竟沒有意識到可能因為自己的發言時間過長，而導致伊東豊雄無法致詞的事實，這不就是深怕外界忽略自己的「貢獻」而不願放棄或縮短發言時間的作秀心情，跟基層人員或中階主管的基本心態與常識並無太大的直接關係。畢竟，就算活動出事，高階主管的道歉多也會歸咎內部作業失當或分工機制的問題，這個黑鍋還是給了基層背。簡單來說，如果最後報上去長官的流程，長官都沒有批否，何以認為基層或中階人員在執行過程中的把關或建議會被認可？
舉一些更生活化的例子，如果企業遇到大股東或投資者提出的意見跟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馳該怎麼辦？如果電視台連續劇置入性行銷的設定跟劇本的預先設定不同該怎麼辦？如果同事之間進行共同作業的時候，意見相左怎麼辦？如果當初投票選出的政治人物，言行舉止跟執行政策跟以前說的不同怎麼辦？試著想想，我們真的很認真面對這些問題，並且敢公開的提出建議嗎？當然，積極溝通來達到自己的理想，是最好的途徑，不過可惜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沒有太大不同。
政黨輪替已經快五個月，社會氛圍的改變也越來越明顯，我們都能隱約感受到。面對龐大組織的政府組織，我們都是基層，都只是平凡的老百姓，那麼，我們真的誠實面對這些改變，公開的講壞話、講真話嗎？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跟工作場域中，說壞話真的是被允許的嗎？更甚，我們的政府官員面對兩岸關係的實質改變，面對潛藏未見但卻已能感受到的民意波動，允許我們說壞話、講真話的回饋嗎？
簡言之，單把台中科劇院發言事件的結果錯誤，部分歸因於基層或中階的操作人員未能積極把關，可能未盡公允。只是，見微知著，一個發言事件，背後隱藏的是社會氛圍的不信任與不安。終究，我們也期待，一個真能「講壞話」的社會。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