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臺灣小說發展史，日治時代是主要的奠基時期，在此一階段，倘就臺灣文人創作而言，漢語文言小說最早出現，其後雖有漢語白話、日文作品，乃至臺灣話文小說的競爭與挑戰，但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不過關於漢語文言小說，早在大正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乍起，張梗就曾發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文，對於漢語文言書寫的「舊小說」進行抨擊。他不僅貶抑這些多半刊登在新聞紙上的文言小說的價值，並指摘此類小說的書寫不外乎「妖精鬼怪」、「飛簷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掛帥」，隱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節，或只是不斷重複志怪、武俠、言情、歷史類型的單調創作模式（張梗，1924）；然而，事實是，這些被視為通俗而不入流的「舊小說」，無論在遭逢張梗的強烈指責，或面對1920年代白話嚴肅小說的蔚然興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報》，以及《風月》、《風月報》、《南方》等報刊中，依然還有另一波寫作的高潮在持續著。
且，如果吾人進一步重探這些時人眼中屬於「舊派」的漢語文言小說，將會驚訝發現，由於日治時代的臺灣正處於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故這些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小說，在寫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學的刺激與影響，從而出現了「從東亞到西方」各式文本、文類、文化的跨界移植進入臺灣小說界的現象，最終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產與再製，而別具意義。例如：李逸濤改寫了朝鮮名著〈春香傳〉，魏清德〈還珠記〉針對英國柯南道爾〈綠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頁65-83）；而中國《西遊記》、《聊齋誌異》、《封神演義》諸書，在臺灣也有模擬續衍之作，如洪鐵濤〈新西遊記補〉、〈續聊齋〉系列，以及許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當然，由於殖民統治之故，日本文學也被大量傳播來臺，卒而成為臺灣漢文小說的重要養分與淵源，箇中情形頗堪玩味。
針對上述臺灣漢語文言小說與世界文學的接觸現象，筆者過去曾經從「現代性」（modernity）的視角予以剖析，嘗試說明這些域外經驗的汲取，著實豐富了本地的文學命脈，尤其有利於臺灣小說「文學現代性」的建構與生成。而本文則擬在「跨文化研究」、「翻譯研究」方法論的啟發下，更進一步考察、挖掘臺灣與域外文學互動時所帶來的「關係性」，以及其間引發的抗拒、拉扯情形。換言之，本文意欲更深入描繪域外文學來到臺灣時，在不同跨文化／跨語際交流情境下，臺灣所衍生的文學／文化的美學／書寫交換政治（politics of exchange），進而凸顯出臺人自我表述與因應蛻變的歷史圖像。而在省思「從東亞到西方」各種不同文學來源的跨界現象中，此處所要特別玩味的是，「日本文學」在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跨界行旅歷程，這是有感於一般在討論臺灣漢語文言小說時，極易發現其與中國文學的淵源關係，但往往忽略了日本文學帶來的刺激和影響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