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繹這段接觸史，其實早在日治初期便已開始，而除了由日本漢文人擔任日本文學傳播來臺的傳譯角色外，臺灣本地傳統文人亦是重要的仲介者；相關引介的作品，不僅有著名日籍漢文小說家菊池三溪、依田學海的漢文小說，尚有若干透過摘寫、改寫或譯寫方式進行，最終亦以漢語文言小說面目，呈現在臺灣報刊中的四十七義士、塚原左門、塚原卜傳等故事。由於這些日本文學作品，原來使用的文字包括日文與漢文兩種，因此當其跨界進入臺灣漢語文言小說場域時，日文的作品便首先面臨了從「非漢文」到「漢文」的「翻譯」問題；但，即使是同屬漢文的作品，臺、日之間共有的漢文「同文」接觸經驗，也會因為來源出自不同地域而存有交流之外的相互斡旋、磋商現象。以上二者，最後都成為深具「文化性」的跨文化／跨語際的特殊活動方式，甚至引發各式的語言／文化／國族／政治問題，顯現了彼此之間牽纏糾葛的文學／文化流動、位移與激撞狀態。正因為如此，聚焦於日、臺文學的跨文化互動，相較於其他域外文學，還多了一層「臺、日漢文關係」下的同文交混與角力面向，愈加耐人尋思；而這也正是本文題目之所以選擇了「漢語文言」小說，卻不含括「白話小說」的目的，唯其如此，才更能與日本「漢文」小說問題多相連繫、並存思考，進而與晚近深受重視的「東亞漢字圈」研究有所對話。
那麼，環繞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場域所發生的日本文學的跨界行旅，究竟沿途會有何等風景？由於旅行牽涉空間位移，而有著文化接觸的關係性、流動性、交往性，乃至移轉、嫁接或殖民性，而翻譯活動也會綰結著國族認同的建構、意識型態的拉扯，以及語言表達的困境，為便於說明各種可能性與問題性，本文將從「文體」與「國體」的雙軌討論進行交相辯證，藉以闡述日本文學對於臺灣小說文類、文體知識生成形構，與書寫實踐的刺激影響，以及日本民族文化、國民性如何伴隨小說敘事結構進入臺灣，並將臺灣國民收編納入日本帝國的序列之內，顯現出文化翻譯的概念，化身成為帝國馴化政治技術的一環；此外，也將探討臺人面對日本漢文小說美學的接受反應，在迎合與抗拒之間，最終何以會出現「書寫錯置」的特殊創作姿態與心理癥狀？上述諸問題，皆是本文關注焦點。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臺灣研究學程主任。本文選自《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賴慈芸編，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