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分析反映了趙對學潮的定性和處理學潮的基本出發點，也反映了黨內政治實力單薄的改革派想借用社會力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某種願望。但是，這個分析顯然簡單化了，此番學潮，紀念胡只是由頭。此學潮非彼學潮。相比較，「六四」學潮與既往學潮至少有三大不同：第一是醞釀時間長，第二是針對性強，第三是政治性強。
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主持者、學生領袖王丹說：「到了1988年底，不僅是北大，全國很多高校都出現了規模不等的校內民主運動。當時我聽說，國家教委已經傳達文件，1988年9月至11月的兩個月中，全國高校爆發了七十多起大小學潮，尤其是邊緣地區居多，而且有不少是青年教師主導。在北大除了民主沙龍外，『未來學會』等學生社團也比較活躍，據說有一部份北大青年教師和博士生打算下學期有所動作，目前校方正在做工作試圖壓抑情緒。總之，從社會到學校裡，都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
一些知識精英走進北大等大學校園演講、座談，批評時弊，進行民主、自由啟蒙。王丹在1988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寫到：「明年形勢不好，危機重重，大規模社會動亂恐怕有可能出現。」這期間，還發生了「柴慶豐事件」。是年6月7日，趙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題討論了「北大學生鬧事問題」。
此其一。其二，所謂針對性強，即學潮一開始就是針對著中共打壓1986年底、1987年初學潮和反自由化去的，即是針對著鄧去的。1989年4月18日，北大學生第一次遊行並靜坐示威，就明確提出了「七點要求」：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三，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四，允許民主辦報辦刊，新聞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份子待遇；六，保證人民生活水準穩定提高；七，正確評價這次悼念活動，公布學生的要求。
學潮因紀念胡而起，胡符號及其政治命運與鄧緊密聯繫。「六四」學潮針對鄧及鄧所代表的中國老人政治自在情理之中。「清汙」、「反自由化」是鄧的錯誤決策。鄧是胡蒙冤非程序下臺的決策者，路人皆知。而且一些口號、說法明確指向鄧：「心憔力悴顧大局，撒手先去；前功盡棄為小平，罷黜政壇。橫批：死了也罷！」「祝小平同志萬壽無疆，祝楊尚昆同志永遠健康，祝王震同志天天快樂，祝萬里同志比較健康！」「該死的還活著，不該死的死了。」「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眼又花，賢良不辨，不會做天，你塌了吧，你不塌會毀掉我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