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就是擱置公民權力，政府自行宣布各種針對示威者的法律，交予警察執行，如查封媒體、扣押資產、物品、未經審訊拘留、禁足及宵禁等。
中共是按照形勢發展，一步一步去宣布各種惡法，鎮壓公民社會。港澳辦在宣布《禁蒙面法》同日表示，已經出現「港版顏色革命」，這表示中共主動升級，準備全面鎮壓這場香港顏色革命。
齊邁可認為北愛爾蘭問題所以惡化，在於北愛警察及英軍的過分暴力，令原本只是單一議題的「和理非」抗爭變成「時代革命」，暴力手段升級，愛爾蘭共和軍抬頭。
七二年所發生的「血腥星期日」事件（Bloody Sunday），英軍在德里（Derry）市中心實彈掃射偏離遊行路線的示威者，造成十四人死亡、十三人受傷，自此雙方仇恨不能解，走上三十年互相仇殺報復的不歸路。
香港局勢已經一觸即發，特區警察猶如北愛警察偏幫親英新教徒，酷刑對付反抗的天主教徒一樣，七二一元朗事件，在眾目睽睽下，與襲擊市民的黑幫暴力團「拍膊頭」（拍肩膀）。
被捕示威者拘留於邊境的新屋嶺，受酷刑虐待多人骨折，律師無法探望。八三一在太子車站特種軍警進入車廂暴打市民，然後長時間封鎖車站，令外界無從知曉站內究竟發生什麼事。
香港出現族群壓迫仇恨
示威者之所以暴力升級，與警察的濫暴及酷刑有莫大關係，政府一日不做獨立調查，示威群眾不會罷手。
北愛爾蘭的抗爭由和理非變成城市遊擊戰，香港雖然仍未發展至武裝抗爭地步，但從宣布《禁蒙面法》當日的破壞行動可見，示威者的暴力同樣已經升級。
北愛的問題惡化，起源是少數派的天主教徒對於控制自治政府的新教徒不滿，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爭取平等權益。
香港過去一直存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但這些運動背後沒有族群壓迫的仇恨存在。英治時代推行代議政制，九一年立法局引入直選，吸納在八九年抬頭的本土民主派力量。香港人沒有視英國人政權為壓迫本地族群的外來族群，當中主要有兩大因素：
首先是移民社會的務實態度。香港人是由中國內地移民組成，逃避戰火及動亂。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先後有四次「大逃港」偷渡潮，近百萬內地人湧港。港英政府相對中共而言，始終是「小惡」（lesser evil）。也由於難民社會由外來移民構成，「本土」身分認同未曾建立。
其次是英國自六七年左派暴動後，展開了懷柔政策，爭取本地華人支持政府。七一年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總督到任，開始大規模的社會及政治改革，目標是將香港建設成為亞洲模範城市。良政善治加上經濟成長，中產階級壯大，香港建立了穩定的政治秩序。可惜這套秩序在九七回歸後，開始逐步崩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