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威爾形容政治語言「都是為了以假亂真、讓殺戮變得值得尊崇，並使空話聽起來煞有介事」，這在二戰方酣、殺戮最慘酷的時候也許很貼切，但在目前無戰事的台灣，如何讓語言變成政治工具，政治人物卻有不同的巧門。
行政院長蘇貞昌的「魔鬼說」之所以引人側目，在於即使就民進黨的標準而言，這樣的語言也是突兀的，最典型的民進黨政治語言信手拈來就有一個例子，那就是近來備受矚目的「中共代理人」立法；所謂的中共代理人相關立法，民進黨靈感來自美國及澳洲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但在這些國家的法律中，所謂的「代理人」(agent)實屬中性，立法納入管理意在揭露；但在相關人士的運作下，代理人法戴了「中共」這頂帽子後，「中共代理人」已被民進黨政府定性為國家的敵人，如果讓他們合法登記，豈非刻意「引狼入室」，立法意旨自相矛盾，連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都說該法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但民進黨還是執意動員表決將時力版的「中共代理人法」草案及民進黨立委相關修法付委，原因何在？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公開表示，該法不是針對台商，台商好好賺錢、不用擔心；如果在兩岸間賺錢的人不用擔心，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促進兩岸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的或是宗教交流的，是否反而應該擔心、更被懷疑別有陰謀、更有代理人的嫌疑；其實，表面上說不是針對台商，但是台商仍是首當其衝，成為最容易被入罪的目標，難怪台商要人人自危、強烈反彈。
就民進黨的政治語言而言，「中共代理人」這一類無疑是最好用的；指涉可以包山包海，但是否入罪完全靠執政當局的心證，因為所謂愛不愛台灣完全由民進黨政府認證，徐國勇或黃承國見了中共政協，民進黨可以解釋為交流或不知之罪；但若是在野黨見了中共政協，自然就成了中共的共犯。其實，在所謂的「中共代理人法」立法氛圍下，在野的國民黨做過什麼事都不重要，只要是國民黨，或是更大的藍營，都有「中共代理人」的原罪。
這樣的政治語言並非民進黨獨創，英美早有所謂的Dog-whistle politics（狗哨政治），政治人物透過特定的訴求來召喚特定的群眾，最好的例子是尼克森訴求「law and order」，其實是暗指對手民主黨或黑人民運人士帶來動亂，藉以爭取所謂的「沈默大眾」，但骨子裡是典型的種族政治；川普的「「讓美國恢復偉大榮光」，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是向白人發出的狗哨音。
中共代理人法其實就是典型的Dog-whistle politics（狗哨政治），召喚綠營選民，劍指在野黨；這樣的選戰政治語言從過去的傾中一脈相承，可怕的是，中共代理人法更脫離政治語言層次，有可能落實為法，民進黨的創舉，是讓Dog-whistle politics（狗哨政治）落實為具體的行動。
狗哨政治語言利於躲閃、偽裝，政治人物可以冠冕堂皇的以國家或社會的利益，來掩飾自己的政治動機；相較之下，蘇貞昌的「魔鬼說」已經赤裸裸的將對手妖魔化，也才引會引起強烈反彈；當政治人物以敵我對立的語言來形容政策討論，更將對手視為魔鬼時，這已是跡近於內戰的語言，長期對台灣民主不利；最令人遺憾的是，曾經在台灣民主轉型有關鍵角色的蘇貞昌，本來可以在最後的行政院長任內建立典範，但他近來的的言論及作為，不但毀了自己長期建立起來的名聲，也讓台灣的政治文化更陷入泥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