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這句話越來越反感了：「不無教化的可能」，骨子裡透露出的樂觀主義當然是令人欽羨。但這句話也可以讀成：「有可能不教被化」。教化成功，固然值得慶幸欣喜，如果教化不成功呢？是誰在付出代價？
曾經在網路上讀到一個消息，美國一個坐牢三十年的重刑犯刑滿出獄，三天後又把自己的母親殺了，這就是教化不成功的案例。當年他十五歲犯下殺人罪，被判服刑三十年。三十年後，他已經四十五歲，「理論上」應該已經成熟、懺悔、得到教訓，家人也歡欣鼓舞準備慶祝會，結果卻是另一個不幸。
挪威的殺人魔也曾控告政府將他單獨監禁，是違反人權的行為，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挪威的獄政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對犯人人權的保護也是令人不可思議，他們更以極低的再犯率自豪，但低再犯率不是只靠爽爽坐牢就能達成，挪威放入許多社會措施確保更生人受到良好的教化，這方面，台灣準備好了嗎？
樂觀是好事，人需要樂觀才能往前看，不斷邁進，但我們也該為最壞做打算，對暴力犯罪者，是否在服刑後在加上一定期間的心理輔導與追蹤，而且視狀況無限期延長？在服刑時間若是認為無教化可能，是否能延長刑期，直到醫生評估已符合教化良好的條件才能放出？以現行做法，犯人服刑期間表現良好，即可申請假釋，但卻沒有但書，說如果服刑期間表現不好，要繼續關押，這豈不是很矛盾？在服刑期滿後，不管教化成功與否，就把犯人放出來，這不叫縱虎歸山叫什麼？如果目前獄政的方向不再是懲罰刑而是教育刑，那是否應該確定已經「教育成功」才能放出來？
廢死聯盟常常將人權掛在嘴邊，但他們的人權只吊詭的侷限在加害人身上，人本基金會也是一樣的邏輯，因此每次有廢死聯盟的新聞，就忍不住順便把人本教育基金會拿出來鞭。
為何要把這兩個相提並論？因為這兩者都是揮舞著人權至上的大纛，妄想一蹴可及的達到理想的大同世界，中間的歷程是他們不管也無力可管的，而這些苦差事是他們丟給我們後就拍拍屁股走人，然後再高高在上的指手畫腳當後座駕駛，套一句大白話就是：出一隻嘴。
更惡劣的是，他們隱藏傳達出來的概念就是：人不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即使是踏出終極禁忌的底線也是一樣，人可以不必為另一個人的生命負責，其他人卻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教化他們成了社會的責任，沒有把他們教好，社會要負一部分責任。所以在司法上，懲罰刑轉化為教育刑，我們不再懲罰犯錯的人，而是要教化他們，讓他們重回社會。在教育上，我們不再懲罰犯錯的學生，而是教育他們，在社會上成為有用的人。
責任政治套在社會這個大方面，他們覺得是正確的，套在個人，對他們而言就忽然不正確了。個人難道不該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嗎？曾幾何時反而是社會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了？
換句話說，也就是，從學校一直到社會，這兩個團體一直跟學生灌輸一種觀念：你們的錯有別人來承擔，你們的錯是這個社會沒有教好你們。也難怪有”殺一兩個人在台灣不會被判死刑”這種論調出來，因為這就是兇手歸納出來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就是從這種邏輯演化出來的。
廢除死刑是崇高的理想，之所以崇高，之所以是理想，就是因為沒幾個國家能夠做到。或許，更務實的來說，它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人類尚未準備好的。也或許，人類還不值得獲得這項殊榮。
＊作者為自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