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與美國川普勝選的結果，意味著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所建構的「新自由政經秩序」與「全球化美好年代」的崩解，更徹底讓新黑格爾主義學者福山預言的歷史終結說，諷刺地劃上句點。
雖然樂觀人士始終相信脫歐與民粹效應，應會在美國民主制度迎回理性的鐘襬後果，但川普仍舊在本次大選中顛覆主流媒體與政治學界的預測，顯然輿論與民調過度低估了全球化下貧富兩極化與相對剝奪感，特別是美國傳統白人社群與勞動階層對經濟議題的反噬能力。尤其川普在競選期間刻意操作三個面向的極端論述：國際關係的孤立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國內政治的新保守主義，這使得問題更加複雜難解。在激化國內矛盾對立以及57％低頭票率（咸信是厭惡選戰）的策略與氛圍下，川普的時代即將來臨。
我們關注的是在這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如何勾勒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基本輪廓？對於亞太情勢、美中關係以及台海情勢將會有什麼影響。答案暫時仍是個問號。
在後冷戰時期，新自由制度主義始終是民主黨所標榜的外交戰略主軸。有別於新現實主義主張的國際體系與物質力量，由市場經濟與民主價值所建構而成的國際建制（Regime）則是管理世界秩序的基礎。透過全球互賴與區域經濟整合所產生的誘因與利益，使得各國更願意遵守美國所主導的遊戲規則。這個外交戰略可從柯林頓時期的接觸與擴大交往（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與歐巴馬所倡議的TPP中看處端倪。
然而，這個國際政經秩序存在以下幾個假設才得以恆常運作。首先，美國必須是個樂於提供參與國公共財且是負責任的善霸。然而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華府顯然逐漸揚棄了這個角色，取而代之則是更多的干涉與對抗，歐巴馬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則為代表。
再者，美中。關係必須建立在實質的利害合夥人關係之上。但是包括東海、台海與南海的區域利益衝突，使得兩國之間短暫存在的G2關係早已過眼云烟，兩強之間的關係仍停留在鬥而不破的階段上。
最後，美國擁有足夠實力管理全球秩序。後冷戰時期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WTO功能停滯、恐怖主義威脅....使得美國領導面臨各種挑戰，在中國大陸為首的金磚五國與G20國家的崛起下，美國霸權的美好年代也日益式微。
如果說民主黨的外交政策正走向異化的最高形式，那麼嶄新的辯證性思維必然脫繭而出：一個標榜美國利益優先與戰略退卻的新孤立主義，融合了貨幣戰爭、關稅壁壘、貿易制裁的貿易保護主義，同時結合民族主義與種族歧視的新保守主義遂構成了川普外交與亞太政策的內容，然而這些政策存在甚多不確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