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前的慣例手續，問明珠「姓名年齡住址等」，俱答。問「你最後有何話說」，不答。問「你還有什麼遺囑嗎？」答「我的兒女交給國家撫養。」
問介民「姓名年齡住址等」，俱答。問「你最後有何話說」，不答。問「你還有什麼遺囑嗎？」答「我的遺體送給國防醫學院。我有活頁本一冊請交給我的內兄姚勇來，並請他盡量不讓子女知道已經執行了，並請他照顧。」（「活頁本」後來下落不明。）
介民最後要求（一九六二年耶誕節提出）：「一，執刑前請准其夫婦作最後見面。二，執刑前請准派牧師作最後禱告。三，執行後身體捐國防醫學院解剖研究。」僅第一項允准，第二項「於法無據」，第三項因過去都是由家屬領回殮葬，「未便由本局送國防醫學院處理」，皆駁回。
七時三十分執行完畢。八時報告表稱中彈數：介民五，明珠三。
生前最後的照片裡，介民神情平靜自若；而明珠照相的那一瞬間，卻捕捉到她悲憤激動的表情。這個年方二十就奔赴革命，承受了監獄和酷刑、九死無悔的女子，在那個時刻的情緒流露，只有一種解釋：她的唯一放不下的牽掛——不是唯一，是三個；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想到這一腳跨出之後天人永隔，從此再也無法保護照顧她風雪嚴冬裡的弱小幼雛，獄中尚且日日夜夜擔心他們挨餓受凍，她走後孩子們的命運更不可知……任是再怎樣情懷壯烈的女子，那一刻也難以自持了吧。
哥哥姚勇來即來認定，並申請領回遺體送去殯儀館。介民、明珠都不約而同在遺言中提及：死後捐贈遺體供醫學院解剖研究，及捐贈眼珠等，均未被採用。
二月一日上午十時，三名子女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見到不再有生命的父母親。孩子們是舅父舅媽帶著去的。張元凱夫婦也去了。是不是該讓孩子們看到父母親的遺體，長輩們是有過顧慮的；最後還是張元凱從醫生的心理學角度，認為應當讓孩子親見、面對、告別，才不會有一生的懸念。
兩具冰冷的屍體，躺在冰冷的石板上。孩子看了，連眼淚都流不出——人世間最深徹無底的恐怖和絕望，是連眼淚都被閉止住了的。
父母親的遺體旋即入爐火化。焚化成灰之後，小龍聽見一名焚化爐的員工說：「那男的（指介民）身體壞透了，骨頭全鬆了。」
從殯儀館出來，三個孩子走在台北市的馬路上；才是大年初八，農曆年慶典的氛圍還未消失，行人和家家戶戶好像還在節日團圓歡樂的氣氛裡。三個孤兒，哥哥走在中間，兩個妹
妹各一隻小手放在他外套兩側的口袋裡。他多希望自己有能力給妹妹們更多的溫暖，然而他才十五歲。他真是等不及要長大。
二月廿六日，俞大維、彭孟緝又發「簽呈」附上薛姚生前死後照片各一張，兩人共四張，請總統過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