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重點是明清江南經濟史。但是到了近幾年來，研究興趣發生了改變，研究領域從經濟史擴展到了政治史、社會史和軍事史，研究地域從江南擴展到了全國乃至東亞世界，研究時期則從明清縮小到了晚明。這個改變始於2008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時。在那裡，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的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我們可謂每天朝夕相見，無話不談。當時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歐（特別是法國）軍事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聽了他對該研究的看法，不禁喚醒了兒時的記憶。
像大多數男孩子一樣，小時候我也喜歡玩「打仗」和「探險」的遊戲，到了中學時代，又讀了不少中外的邊塞文學和戰爭文學，對歷史上的戰爭情景充滿想像。蘇聯作家瓦西里．揚的《成吉思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因此之故，我在經濟史研究之餘，也開始做些明代軍事史的研究，作為調劑。不料對軍事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研究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2009年，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期間去劍橋看望友人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其著作《都鐸：斯圖亞特時代英格蘭的巫術》（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搖籃》（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為名著。但是他近年來卻轉向與以往非常不同的新研究領域，寫出了《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與過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
我問他何以做出如此巨大的改變。他回答說：在原來的研究領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維方法已經定型，很難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沒有新想法，那麼研究就成了一種習慣性工作。日復一日地做習慣性工作，沒有挑戰，難免喪失研究帶來的樂趣。轉向新領域，必然面對新挑戰，從而激發思維，獲得樂趣。做學問是為了獲得真正的樂趣，至於成敗利鈍，並非主要考慮的內容。我非常佩服他的這種精神，也十分贊同他的看法。雖然我沒有他那樣的才氣，但是至少在自己多年從事的領域之外嘗試一下別的研究，也不失對自己的一個新挑戰。
在進行晚明軍事史的研究中，我發現這項研究遠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樣容易。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涉及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晚明這個時期的特殊性。在這個時期，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始。不把中國的歷史放進這個大過程中去研究，就會陷入一種「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地。然而在晚明時期，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問題是今天學界的一大熱點，但是尚未有共同的看法。沒有這種共識作為依靠，進行研究就很困難。因此對於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重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