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V. G. Belinsky）為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二十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家的「週末派」（Weber Circle），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Gyorgy Lukacs），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一九二○至三○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海耶克、Eric Voegelin 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二○○○年代初，我因為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查，我覺得各種審查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為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為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發明（如Ｘ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作者為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