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粗定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循環為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學英國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猬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1953），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為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十九世紀末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裡。譬如維也納的 Cafe Griensteidl 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褚威格（Stefan Zweig,《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作者）等大人物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