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腦神經的學者發現，我們腦內的鏡像神經元讓我們可以想像別人的感覺，「感同身受」似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人類的「同理心」因此而來；然而，人類歷史一路下來，我們也可以發現，要真正能感受他人的痛苦有多麼不容易，最近的同志婚姻修法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一般總是假設，有創傷或痛苦經歷的人比較可能理解他人的痛苦，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以色列出生長大的小說家阿莫斯．奧茲在回憶錄《愛與黑暗的故事》一書中提到，他們這些在納粹上台前就逃到以色列的歐洲人，對集中營的歐洲猶太倖存者，「我們普遍心懷同情和某種反感，他們為何讓自己像綿羊般被人牽去宰掉，而非組織起來反擊?」這些倖存者即使到了以色列的國土，連最基本的理解都無緣獲得。
同樣的，最近在立法院公聽會中，也出現另一種將同志視為「受害者」聲音，這些團體更拿自己過去痛苦往事現身說法「治療」、「幫助」同志，然而，這再一次證明，「個人只能承擔個人的痛苦」，歷經痛苦不見得能幫助我們去理解別人因歧視而來的痛苦，這種「誤解的同情」，只怕比敵意還令人難以消受。
如果自以為同情的聲音都如此，就別說那些連理解都無意願的人或團體了，相對於這些自以為理解的聲音，更多的是那些志得意滿、以全稱自稱的「宗教界」、「家長團體」，有時，多數或宣稱的多數彷彿就是一個利器，可以理所當然的否決少數人的權利。
婚姻既是國家制度，就要回應是否平等對待的質疑
反同婚團體聲稱，同志愛做什麼，別人不干涉，只要不要光明正大的修民法結婚，然而，正因為民法賦予婚姻許多的保障及福利，從省稅、贈與優惠到財產繼承等諸多優惠，婚姻儼然是國家的制度、而不是私人的事，當然應該是倒過來，由同志反問反同婚人士，為何同志婚姻不能得到同樣的保障，國會或釋憲者必須解釋，為何同志婚姻只能得到「次級」的對待，不能得到異性婚同樣的對待。
台灣的反同人士將民法972條「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此一條文無限上綱，賦予憲法的地位，事實上，相關釋憲聲請案還在等著大法官會議審議，換句話說，民法972條限定男女結婚，仍未通憲法的平等權考驗，如果民法無法在國會修正通過，下一關就是大法官會議釋憲。台灣最後是由國會通過?還是透過司法，讓同志婚姻合法化?將訴說著不同的民主路徑。
民主是不斷練習「想像他人痛苦」，但不完美的民主此刻只能仰賴平等權
愛爾蘭以公投通過同志婚，這是最進步的例子，然而，正如美國哲學家德沃金所擔心的，民主多數決經常傷害少數的權益，因此必須將人權作為王牌；德沃金另一個顧慮是，當民主社會針對少數權利進行投票，其實是形同重複計票，因為人民投票的無關自己，而是決定他人的權益、甚至未來。想像一下，如果納粹重來，以公投方式表決剝奪猶太人的工作、教育權利，我們難道會覺得這比由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直接宣布還要民主嗎?如果那是多數剝奪少數的權益，那想一想要以公投來決定同性婚是否合法的提議吧!
也許有人會問，愛爾蘭為何可以?這又是另一個民主問題，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表達過的，「憲法的歷史，就是把憲法保障的權利，向那些被漠視、被排拒的人民不斷延伸的歷程。」人類選舉的投票權也是從男人到女人，從有產都到無產者。這是民主範圍的擴大，另一方面也有民主深度的伸展，有人形容，民主投票是共業，不可能禁止人民做出愚蠢的決定，然而，民主的不斷進步，其實正是一種練習，練習著能夠想像他人之痛苦，到那個時候，也許終於可以相信民主，透過公投來決定同志婚。
正如一位同志媽媽說的，她寧願聽到反同的人說，「我討厭同志，但她們值得結婚成家的權利，也不要聽到我們愛同志，但她(他)們沒有資格結婚成家」。在民主還未那麼完美的此刻，同志需要的不是同情，人權和平等才是最好的底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