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中美合作研究認為，因行政管理亂像，外界普遍認為中國計劃生育「一胎化」實施以來造成至少3000萬名「失蹤女孩」的說法可能被誇大。中國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教授史耀疆，與美國堪薩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約翰·甘迺迪的論文指出，出生晚登記現象在中國農村「極為常見」，尤其是女娃。中國社會科學院曾在其年度《社會藍皮書》中警告說，到2020年，全國可能有近2400萬男性面臨娶妻難，成為「光棍」。美方研究人員相信，基層尤其是農村的出生遲報、瞞報問題也許說明了為何娶妻難問題並未在更大程度上爆發。
甘迺迪教授對堪薩斯大學校報說：「要是3000萬女性真的不見了，那適婚年齡（人口）中就會男比女多，沒有什麼比一堆睾酮（男性荷爾蒙）無處可去更讓社會不穩。」他還說，隨著中國政府放開「二胎」取代「一胎化」，他們的研究結果應會被中國政府視為正面信息，但在過去至少15年，發表這樣的論文都是極其政治敏感的事。甘迺迪與史耀疆的論文近日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主辦的 《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中發表。
村民關係
甘迺迪與史耀疆的論文摘要指出，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中國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會對應出生118個男孩，而全球平均性別出生比約為105，按此推算，中國每出生13個男孩，就會出現一個「失蹤女孩」。「現有研究認為主要有3種原因導致這一結果：性別選擇流產、殺嬰和晚登記... 然而，我們認為『失蹤女孩』也與行政管理因素有關。」
兩位學者介紹，這次研究採用政策實施的「街頭官僚理論」來解釋中國農村極為常見的晚登記現象，並對1990、2000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比較。其中，兩人把1990年的出生人數與2010年的20歲男女人口數字作比較，發現後者多出400萬人，而當中女性比男性約多100萬人。「相比與之前的研究，我們認為晚登記和未登記將可能從更大比例上解釋『失蹤女孩』。」
甘迺迪解釋說，他與史耀疆在地方調研過程中注意到，無論是農村村民還是基層官員，大家都默認確實有大量嬰兒出生後一直沒有登記，當中以女性佔多數，但其後在入讀初中或到了結婚階段時又重新在人口統計數據上出現。甘迺迪指出，遺漏出生登記問題並非出於基層官員與村民之間有任何協議，「他們是官員，但他們也是村民，他們得在他們執行政策的村莊裡生活。」
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指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梁中堂也曾指出，在1980年代「一胎化」實施初期，一些超生戶－而超生嬰兒又是女嬰－一直接瞞報出生。梁中堂的研究指出，這些女嬰最初在人口統計上未被反映，但隨她們長大，開始需要醫療與教育等社會服務，並因而必須取得戶口登記，就會再次被記錄到統計上來，「性別不平衡是存在的，但沒有像統計數據所反映的那麼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