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解讀蘇聯經濟體的人，不只薩繆爾森一個。保守主義歷史學家李‧艾德華斯（Lee Edwards）提到小阿瑟‧斯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一九八二年去過莫斯科之後他說，在商店發現更多東西，市場有更多食物，街上有更多汽車，『不知道什麼原因，除了魚子醬，幾乎所有東西都更多了』。斯萊辛格說，雷根執政的美國『認為蘇聯處於經濟與社會崩潰邊緣，只要發生一件小小的事就會崩潰……真是在說笑。』」
加爾布雷思在一九七三年去了一趟中國之後以為，「中國正在設計一套高度有效的經濟制度，這是沒有太大疑問的事。」[1]當時中國正從幾乎摧毀社會與經濟的文化大革命中站起來。加爾布雷思在一九八四年到蘇聯兩個月。就在蘇聯快速衰敗不久之前的兩個月，他的看法是，「由於蘇聯制度的機能還不夠完善，有些美國人因此認為蘇聯正深陷危險的崩潰危機中。但針對這一點，我是強烈懷疑的；我認為這不是稱職觀察家的見解。」就像薩繆爾森的肯定，加爾布雷斯所謂的「稱職觀察家」，是完全錯誤。一九八九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稱讚蘇聯的經濟是「了不起的表現」，並說「它今天的經濟成就足以與美國相提並論。」
耶魯的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知名著作《霸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書中提及，「從史達林統治的最後這幾年以來，蘇聯以及整個蘇維埃主導的地區所達成的經濟進展，實在非常了不起。這幾十年，這個地區在很多方面都比東歐地區改變得更大。」雖然他提到蘇聯的某些經濟缺陷，但幾年後，他的綜合分析並未成為標準的看法。
薩繆爾森、斯萊辛格、加爾布雷斯、瑟羅、甘迺迪，在經濟與政治的討論上，尤其是在知識分子圈子裡，一直都是熱烈參與的人。但是，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主義在蘇聯、東歐、中國，以及其他地方數十年的發展與運作，他們的看法都錯了。海耶克與傅利曼才是對的：一個依賴私有經濟以生產大部分私人消費的產品與服務的制度，比一個命令或獨裁式的經濟體更有效率、更有成效，也更有生產力。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演變史》一書，作者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經濟系教授，教授經濟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