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提及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過程，成為近年來中日關係波折最大的事件，而安倍晉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後，在靖國神社的議題上採取較小泉純一郎更為謹慎的作為，中日關係試圖改善。但作者觀察到了一點，即使在某些議題上，中國看起來似乎有些讓步，但這只是戰術上的運用，最終還是要回到東亞格局來看，中國回到過去盛世的年代，凌駕於日本之上的野心從來沒有改變。
第六章則回到南海的主權聲索，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行動，造成區域緊張以及軍事化疑慮增高；而中國「一帶一路」的提出，沿線許多國家附和，為的當然是經濟發展，作者觀察到中國這種「一放（經濟）一收（軍事）」，在二十一世紀前幾年，有節奏地進行著，但到了二○一四年，收與放同時出現。作者的解釋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占上風之際，同時以更多的經濟誘因誘導著，彌補這些國家心理上對中國強悍的不安，並以此勸誘其他國家臣服，這顯得更為重要。這的確是一種矛盾的心態，外界普遍對中國的作為感到邏輯上的困惑，中國一方面要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友好關係，卻在南海大興土木破壞彼此關係，但又推出「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提供誘因填補東南亞國家心中的不安，作者掌握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彼此心態上的互補與競爭，如果沒有多年觀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深奧功力，恐怕將無法解釋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的確，冷戰結束後，當中國開始採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美國樂見中國的改變，因為許多人都認為，當中國富起來後，中產階級增加，勢必會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朝著西方民主的方向邁進。但事隔多年，當政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未屈服西方政治潮流，反倒演變成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身上。當習近平在二○一八年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刪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相關文字，讓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警覺到，這樣的中國已成為東方的「巨靈」（Leviathan）。如果中國所累積的財富與政治權力將自我限縮在東亞大陸上，而沒有展現出外擴的野心與作為，就不會引起西方國家的憂慮；但在經濟成長後，特別是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以其累積的資本，購買歐洲國債，習近平上台後，更相繼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動一帶一路，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展現出中國已不再「韜光養晦」，而是「有所作為」。
過去，西方國家在解讀中國的戰略意圖時，常會將它放在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觀察，但作者再次提醒我們，中國所奉行的「朝貢體系」，及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心理狀態，讓西方世界的人民了解中國真正的行為模式，除了來自「權力」的考量，更需要關注「歷史文化」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根本性質」。正如作者指出的，對中國而言，周遭的民族，尤其是華夏世界的民族，受惠於中華文化良多，所以都應該向中國臣服。而這個思想是中國人世界觀的基礎成分，也是信仰的基本要件。因此，要搞懂中國的世界觀，崛起後的中國對未來世界秩序究竟對國際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未來的世界充滿何種想像與樣貌？對於這種種問題，作者以中國「朝貢體系」的角度來解讀這些行為與未來樣貌，並提供有別於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威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思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