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家在二二八的遭遇，楊振隆說小時候其實不是很清楚細節，只知道每逢2月、3月，尤其清明節，祖母都會對家裡一張年輕人的照片喃喃自語而落淚，後來他才知道那就是叔叔楊國仁。因為楊國仁並不屬於「壽終正寢」，依民間習俗不能放入祖墳，被放在一旁骨甕塔，祖母每次去祭拜都是哭不停。
楊振隆自認從小沒有因為二二八家屬身分受到多大壓力，直到畢業進入當時還有「人二室」的榮總、時不時被「警告」，楊原以為是因為自己以前犯案的關係，後來才意識到其實是因為二二八家屬身分，在榮總待2年就待不下去了，自己遞出辭呈寫著：「我這人平生無大志，不幹公務員。」
之後楊振隆進入日商公司，一邊工作的同時也在戒嚴時期的1977年開始加入黨外運動、1989年也投入二二八平反運動、負責組織家屬，一路參與至今30年。楊振隆說期間最困難的就是「不知道家屬在哪」，只能聽說誰可能是家屬再去拜訪，但就算拜訪，對方也未必敢出面：「人家都不要、都害怕……做這個很難，不是那麼簡單。」披露身分後會遭受怎樣的代價，是二二八家屬們最恐懼的曾經，對人生影響甚至比犯下殺人罪還嚴重。
接受法律制裁、改過遷善……楊振隆：對加害者來講也是解脫
談起50年來的心路歷程，楊振隆說：「我在（出獄）前面幾年最難過，很多人看你是不是真的是悔過了，你前面10年真的很難過──我們真的想去彌補自己的過錯，但別人不見得這樣想，他覺得你只是一時、沒有真的要改，但一直到現在、50年過來，我變得怎樣大家看得出來。」
儘管在法律上楊振隆是「無前科」的，楊振隆說自己大可主張這點，但他也說並不想主張無前科這事，他想面對自己過去犯的錯，也有人建議他以《個資法》回擊，他覺得不需要。
對於過去犯案再度被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前館長廖繼斌提起，楊振隆還是有點無奈：「如果我今天沒接受過法律制裁，逃避它、也沒改過，我想這個社會對我不容是當然的，但我今天轉變成這樣、也被很多人接受了，結果你今天又來炒作這個，我只好，唉，接受。」
昔日砍老師的年輕人受到法律制裁也付出代價，然而昔日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的加害者卻依然尋無蹤影，對於此事楊振隆也感嘆：「去接受懲罰、接受法律制裁、並且把自己改過遷善，對我自己跟受害者都是彌補──相對地我們轉型正義要用同樣心情去看待，轉型正義最起碼加害者要受到處理，沒走到這步，冤屈都還在……我們二二八、白恐的加害者都還沒出來，說受到《個資法》規範，但我們不能總用一個『蔣介石』概括全部的加害者，至少要知道誰密告、誰執行，這步先搭出來，要不要給他懲罰再說，這樣對加害者來講也是一種解脫。」
「我對自己人生不會辯解，不如做對的事情來彌補，一直解釋對自己沒有意義，對受害者也不公平。」楊振隆最後說，有前科的人是否適任轉型正義工作一事，這是他的長官以及二二八家屬能決定的事情，對於自己過去犯錯，他也只會繼續坦然面對，不會多辯解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