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檢起訴「卡神」楊蕙如小姐，認為其侮辱公署，且以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為代價給諸多網軍帶風向；或認楊女應對蘇啟誠處長含冤自殺，或認應由其直屬長官謝長廷負責，筆者有其他見解，供大家參酌。
國民黨民代與媒體隨北京政府起舞，質詢謝長廷大使，亦為蘇啟誠處長含冤而死之原因云云？《憲法第73條》：「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等語，定有明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35號》：「……為確保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瞻顧，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在院會 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 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越此範圍與行使職權無關之行為，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不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列」等語，著有明文。
當時新聞與公聽會畫面，國民黨立委係依憲法行使職權，且並未指名蘇處長與其所屬單位負責，而係針對「謝長廷大使」，也並未逾越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言論免責範圍；反觀執政黨立委，直撲部長辦公室踢門毀損公務，賴清德立委與任內亦陰錯陽差，為殺人棄屍之凶犯出頭，兩相比較，怎能苛責立委職權行使？
北京政府統戰與在野黨民代唱和，使謝大使與蘇處長為難，使蘇處長自裁罪魁禍首，是「假新聞」云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訴字2668號》：「……(三)上開遺書，核其性質為被告以外之人（署名人○○○）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亦係傳聞證據之一種，現行刑事訴訟法並未就此種傳聞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予以明文規定，………倘若原始證人 確有其人，但已供述不能或傳喚不能或不為供述，依上說明，宜解為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 之規定，以該 傳聞供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例外許其得為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464號判決意旨參照，同院以類推之方式認定證據能力之其他事例可見97年度台上字第2464號、96 年度台上字第5388、4063號等判決）。……」等語，著有明文。
依照前開說明，新聞披露蘇處長輕生時留有遺書，然其全文因個人隱私而未刊登，然當時有蘇處長遺孀聲明：「1、蘇處長絕無憂鬱症；2、遺書內容只有家屬看過，其中並未提及假新聞造成的壓力，而是在完成上級交代的檢討報告後，在開會前1天，表明「不想受到羞辱」之遺言，以死明志；3、家屬手中保留手機之通聯記錄與手寫遺書，外界諸多說法是刻意誤導視聽，且有卸責之嫌。」等語。
依照前開說明，「遺書」有法律上「證據能力」，自比巷議街談可信；蘇處長遺孀親見到遺書，轉述當不失真；最重要者，係「上級」檢討報告，羞辱蘇處長，是逼死最後一根稻草！正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乎？」網軍與卸責者，即非蘇處長與其夫人，豈能做出遺言相左的辯詞？豈非喪盡天良？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裡：凱薩遭人刺殺，布魯特斯拔刀相向，「自己人捅自己人」，他放棄了抵抗。試想：羅馬一代豪傑，尚對摯友背叛寒心，蘇處長遭上司檢討卸責，豈不萬事休矣，怎不起輕生之念？
最末，以金獎名導李安經典《色戒》做結：當易先生（影射丁默邨，影帝梁朝偉飾），易先生面不改色地，簽署抗日分子與其情人的處決令後，其部屬拿出易先生送給情人的鑽戒，易先生大喊：「不是我的！」並將鑽戒一手抓回，放入口袋，將：心口不一、心狠手辣、爭功諉過的情報頭子，演得入木三分，震攝人心，可謂：「比丁默邨，還丁默邨」；蘇處長事件，讓我們見識到真實的世界，當長官推說：「不是我的責任！」：上司的無情，部屬的冤屈：「比易先生，更易先生」。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