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履新後，即以改革者的姿態革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風格。他擺脫以往殖民地總督的超然姿態，反倒像民選政治人物那樣走進社區、面對傳媒。彭定康於任內推行公共服務改革，嘗試增加公營服務之透明度、促成問責，制定服務承諾，亦增加了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的開支。此等改革雖然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質上的改善，卻招來中國方面的質疑，認為彭定康想以公共服務為幌子榨乾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儲備，最終只是想令香港「車毀人亡」。
但彭定康令中國最為不滿的，是他提出要把香港政治制度盡可能民主化。《基本法》規定於主權移交後，立法會中直接選舉的議席雖會逐步增加，但仍有一半議席會由以專業界別及工商界為主的「功能組別」以間接選舉產生。《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香港政制須待2007年後方能進一步改革，而且改革案要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並獲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方能實行。而中國方面亦認為民主只是參與，不是決策，亦因如此香港政治制度必須著重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也就是說，被中國視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棟樑，又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商界精英，雖然是只佔人口少數的優勢階層，卻必須能夠在議會中佔較大的份量。彭定康卻善用《基本法》的漏洞，擴大「功能組別」的定義，於1995年立法局選舉引入九個具廣泛選民基礎的新「功能組別」，變相增加議會的直選比例。
中國認為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既不合「均衡參與」的中國式「民主」原則，亦無視中國於1997年後對香港的絕對主權。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為此大動肝火，怒斥「彭定康方案，我們叫『三違反』，既違反聯合聲明，又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香港若成為政治城市，這將是香港人最大的不幸！」他甚至表示：「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中國延續以往的陰謀論邏輯，認為英國意欲於撤出香港前設下陷阱，甚麼將之與英國於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相提並論。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於1993年3月質疑：
哪有由外國人用槍炮，佔了別國的地方，給別的國家的人講民主⋯⋯民主應是那裡的民來主⋯⋯你應該走，民主應該是這樣的吧，因為你不是這兒的人。
英中兩國於1990年代初的祕密談判中，曾協議讓殖民地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在1997年7月1日以「直通車」的方式自動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但如今中國因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緣故，不肯繼續承認立法局的合法性。與中共鬧翻的民主派亦以「民主反共」的姿態，於1995年的選舉在地區直選取得61.1%的選票，並因單議席單票制的放大效應取得85%的直選議席。雖然商界和親共派能在間接選舉取得優勢，民主派仍剛好能取得逾半議席。在1995年至1997年之間，民主派運用其多數優勢通過多條保障民權和勞工權益的方案，並以私人條例草案打破殖民地制度行政主導的慣例。民主派議員亦以其薪金和津貼，資助林林總總的社會運動，使香港公民社會能於1990年代急速發展。中國因此懷疑英國正與「反中亂港」的勢力暗通款曲，使香港隨主權移交成為顛覆黨國的特洛伊木馬。最終中國決定撕毀先前的「直通車」協議，並以「另起爐灶」的方式建立1997年後的政治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