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究竟如何？王飛凌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科技進步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加以評價。他的答案是：對官僚體系和統治精英而言，中華秩序極有吸引力，令他們有如吸食鴉片般上癮；它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在兩千多年裡，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然而，王飛凌指出，中華秩序的記錄十分低劣。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僅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一億人口，占當時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人為大飢荒，四年間造成三千萬至六千萬人的死亡，佔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秦漢模式或中華秩序低能的根本原因在於：「它消除了國家內部和外部的政治比較與競爭，從而失去了對一個壟斷性世界帝國的國家權力的內外約束與制衡。它在政治治理和社會經濟領域，乃至人們的觀念中都形成了一個最糟糕的全面壟斷。由此，知識和信息不再增長與共享，人與人之間也缺乏極為重要的信任與協作，長此以往無法避免地出現劣績和停滯。」
中華秩序之下的朝貢體系
在內部政治結構而言，正如王飛凌所說，中華秩序的基礎是一個統一的、儒化法家的秦漢專制政體，即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的中國版。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中華文明所及的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的思想。
在對外而言，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中國等同於天下，沒有外交，只有「理藩」。美國學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一書中指出：「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
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並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就是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安全和政治性的國際貿易特權，比如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的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文化和官僚制度。這就是所謂的朝貢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