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莊士敦的無知，秦仲龢簡直要跳腳了，所以他不惜以六頁半的篇幅，舉了一大堆例子，說明溥儀和他的夫人們如何文辭不通，極為可笑。例如此首溥儀作的新詩：
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坐在椅上唱歌。
這也能叫作會作詩嗎？果真只能騙老外了。莊士敦不知是否自知被騙，但他對皇上一片忠心毫無疑問，也難怪皇帝在序言中大讚他「雄文高行，為中國儒者所不及」了。
李敖於一九八八年引進此書在台灣出版，序中說譯者「雖然議論之中，不無黨見；然查證引據，頗具功夫，令人佩服」。
秦仲龢本名高伯雨（1906-1992），廣東人，生於香港，熟悉掌故，為香港著名的文人。另譯有《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雖然也發揮史家本色，加了許多註腳，但並沒有像此書這樣一路譏評作者。秦仲龢譯《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之時，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1960）已出版，因此譯者可參考的資源遠勝於作者莊士敦；加上莊士敦畢竟是老外，對於官場文化遠不如秦仲龢熟悉（他父親是舉人），只有一路挨打的份。譯者把作者貶成這樣，也是翻譯史上比較少見的例子。不過，對於外國人寫中國事，中文譯者很想說話的也還有幾位，像是伍蠡甫翻譯賽珍珠的《述福地》（The Good Earth，通常譯為《大地》）。可惜台灣沒有引進過伍蠡甫的譯本，不易見到。
*本文摘錄自《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賴慈芸著，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