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們出生，受教育。在學校裡我們首先學會接受謊言，之後學會說自己的謊。最重要的是學會不問重要的問題；不去問那些會破壞和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白色恐怖很恐怖？或者，那些殺人的人後來怎麼了？或者，為什麼反抗者會被發現？或者，為什麼我們還是把蔣介石當作偉人？類似這種簡單的問題。我們不認真回答，也不認真追究。但是我們認真地尋找出路，像打掉了蜂巢的蜜蜂，沒有方向地。隨處波及無辜。」─施蜜娜
小學三年級上社會課，我第一次發現這個社會瘋了。我生在一個怪異的家庭裡，不管從哪一個面向去看，都是異類。我的父親是一個政治良心犯出獄成為最大在野黨黨主席，擅長坐牢廿五年。我的母親是一個貴族學校休學生，行為不羈搞學運留學法國回來，擅長吵架辯論。
這段如果無聊也可跳過，但我想把熟悉的事情說清楚，在父母中間畫一條線分開來談。
在我母親這一邊，曾祖父是（休想我說外曾祖父，好像我媽媽不是家裡的人一樣，這點無聊的青少年才玩的把戲我還沒厭倦。）一位留學日本東京市政大學的知識分子。曾祖父一生只會說兩種語言，日語跟台語，其中主要是以日語做為思考的語言。在我媽媽的印象裡，曾祖父平日沉默寡言，情緒一來就罵出日文髒話。曾祖父的家族據說非常有錢，是個大地主，直到國民黨來台徵收了他家族的土地，家道開始快速沒落。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與一位東京姑娘及川米子結婚，戰後回到台灣生下我阿嬤。他從東京學成歸國是在一九四三年，帶著滿腔的抱負回到他的家鄉，但一踏上國土就成為文盲。鬱卒度過餘生。
國民黨帶著對日本的仇恨與夢魘一來到台灣就馬上禁了一切與日本相關的書、報、與雜誌刊物。他們禁止人民說日文，開除所有不會說中文的公務人員，簡而言之就是把一整座島嶼的人民變成聾啞的奴隸。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已經教育出一批以日文為主要語言存在的台灣人，這些人用日語讀政治、經濟、哲學、藝術、建築、農業、工業等專業，他們在台灣管理與建設，更積極與日本爭取自治的權利。這些人在國民黨來後形同作廢，在二二八的時候遭掃射槍斃（註：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菁英、知識分子、新聞人）。
我的曾祖父活下來了而且一點危險都沒有。他說一口破布的中文，連最基本的與任何人作對的工具都沒有。剛剛大學畢業回台灣就遇到時代與政權轉移，馬上又是二二八。我對他的認識僅止於我媽媽發音不標準的日文髒話，但是在我阿嬤身上可能還有他的痕跡。我阿嬤一生都不管政治，好像政治都與她無關，除了可以在街頭巷尾與人炫耀女婿很有名，她都不在乎。她喜歡看日劇，聽日文歌，在日本料理亭特別會點菜，聽到熟悉的日文旋律會哭不停，日文寫得跟中文一樣好，有一部分的潛意識大概一直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是教我唱桃太郎（註：桃太郎為日本童謠），最重要的回憶是她母親騎摩托車載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