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而言，能源政策宜考慮四大面向的整合與平衡（Wang et al, 1996）。
1. 能源面，包括各種能源使用的基本供需資料如蘊藏量、再生能源潛力、進出口、能源供應來源、各部門能源使用狀況等等。
2. 環境面，包括能源使用的所造成的環境衝擊如核廢料、碳排放、噪音（風機）、空污、影響海洋生態等等。
3.經濟面，包括能源的成本、能源使用效率、能源生產力（每一單位的產出須消耗多少能源）、產業結構等等。
4.公平面，包括能源政策是否侵害弱勢，如核廢料儲存與採礦區居民健康風險、或是侵害未來世代（如碳排放），以及能源轉型時的成本與損失分攤是否公平等等。
此四大面向的整合與平衡取捨，無一不牽涉到政治，因此或可增加第五面向，政治面。從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更是難以擺脫地緣政治的考量。以芬蘭為例，芬蘭選擇核能的主要因素之一，乃是因為如果捨棄核能，芬蘭將會過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進口，而俄羅斯在蘇聯史達林時代，曾經大舉侵略芬蘭，差點讓芬蘭慘遭亡國，因此，對芬蘭而言，防範俄羅斯的政治考量不得不納入其國家能源戰略之一環。
至於核電大國的美國，就更不用說。1953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議，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化解公眾對美蘇核武軍備競賽的輿論壓力，而美國當時原能會主席史特勞斯（Lewis Strauss）除了畫大餅宣稱未來核電將「便宜到難以估價」（too cheap to meter），史特勞斯本身也積極參與核武戰略規劃。題外話則是，當蘇聯確認美國人除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議（把已經開採出來的鈾礦用在和平用途）之餘，依然要繼續開採更多鈾礦擴充核武之後，也欣然加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劇本共襄盛舉，在聯合國一起演戲，一邊繼續擴充核武軍備。
在政府背書之下，美國核電產業與電力公司主要是基於樂觀心理的意識形態，而非真實科學分析與成本效益分析來採用核電，截至1968年，美國兩大核電反應爐製造商，西屋與奇異公司，已經共賠了10億美金，而它們的期待是，等未來核電壟斷電力市場之後便可大舉獲利，尤其研發製造核武已經投入大量成本，等於只有花費政府的支出而沒有市場獲利，因此核能界亦須要證明自身有更多存在的價值。
然而，採購核電廠的電力公司則是苦不堪言，雖然1957年的《皮爾斯–安德森法案》，已經免除電力公司有關輻射外洩的責任，也限制賠償金額在6000萬美金（當時估計一個大型核災損失至少70億美金），但是核電廠內的各種故障意外，使電力公司頻頻向原能會抱怨，而原能會則是兩手一攤，說政府不管民間公司之間的市場經濟。至於核電製造商，則是忙著開發各種更大型的機組，期待未來盡快販賣大型機組來填補損失，不想多花成本去研究處理舊型機組的技術問題。直到1971年，美國法院才裁定核電廠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這些困境，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引起景氣衰退後，終於迫使美國電力業要開始精算核電成本效益，不能像以前一樣依賴樂觀猜測，因此早在1979年三哩島核災之前，美國電力公司即大量取消反應爐的訂單。然而美國小布希總統時代為了振興核能，卻至少兩度修法，給與核電業者各種補貼與更多財務風險的保障。對於美國國防戰略而言，維持一定規模之核能（武）研究能量與人才亦為其重要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