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這個獨特性曾遭受挑戰，成為當時德國史家論戰中的一個焦點，更引起世界猶太社群的軒然大波。1986年挑戰大屠殺歷史獨特性的是去年剛過世的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諾特（Ernst Nolte）。他的論點是：納粹的集中營是仿效史達林的古拉格（Gulag），它不是德國原創。古拉格是蘇聯在1917年共產革命後針對資產階級政敵普遍設置的勞改營。威瑪德國面對國際共產黨在德國的積極活動，以及親身經歷蘇聯的階級屠殺，諾特認為，威瑪德國充滿著對布爾雪維克的恐懼，因此才有納粹的興起，才有反制性的納粹集中營出現。奧斯維茲以屠殺為目的的集中營被諾特放在古拉格的位階上相比較，被視為是古拉格的德國翻版。諾特的比較研究法相對化了納粹大屠殺的原創性與獨特性。在當時冷戰的氛圍中，他的論點甚至將納粹視為反共的先鋒。猶太人無與倫比的傷痛被他相對化了，被他淡化成為古拉格的後續餘痛。猶太人對德國右派代表的言論一直無法諒解。
相對於諾特嚴肅的比較歷史研究，在中學變裝秀事件之後，國內輿論也出現一些政見形態的比較論述。它們將蔣介石與希特勒相比擬，將國民黨與納粹（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相比擬，將國民黨黨旗與國旗的關係跟納粹旗幟相比擬。甚至有挑釁語法，譬如12月26日的「同樣殺人無數，為何台灣人無法接收希特勒與納粹，卻能忍受蔣介石與國民黨？」這些比擬所訴求的對象，很明顯的都是國內現實政治的議題。筆者認為，這些訴求與其用修辭學上類比的方式提出，不如直接探討問題的本源，就事論事提出分析與批評，如此的訴求將更具有建設性。筆者相信訴求者是在無法說理或不願說理的情況下，才轉入修辭學的類比法。因為透過類比，訴求者可以避開理性論述，直接借用一個普遍而又不明確的意義符號，誘導讀者，達到甚至非理性煽動的目的。
從猶太人的角度而言，國內近日輿論中出現的政見形態的類比是「工具化」猶太人傷痛的歷史。在類比之下，猶太人堅信的歷史獨特性被否定，同時，猶太人的傷痛在那些論述中是被拿來當做表達訴求的工具。對直接或間接經歷大屠殺的猶太人而言，無可言諭的苦痛被工具化，「同樣殺人無數」這樣的比擬，輕易的將納粹嚴肅的現象淡化掉了。變裝秀事件之後出現的類比性的政見言論顯示：跟那些中學生一樣，在面對歷史事件時，論述者缺乏情緒性的同理心。
我們要如何贏得另外一個國家人民的友誼？我們該怎麼做，才能讓別的國家願意來瞭解我們，關心我們的處境，進而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外交的陣線就在我們自己國民的素質上。關心歷史教育的國人，在事件發生後，幾乎一致的指出問題所在：我們的歷史教育是無感的教育。筆者認為，學生追求創意須要鼓勵，但是他們絕對須要在大方向上加以呵護及引導。這個大方向是人性、是鄰人愛、是體諒。歷史教育應該在這些大原則下培養他們的感受能力。這些方向的掌握關係著我們台灣人民的素質。我們外交的陣線不在這些深層而又能夠滋生源源不絕力量的地方嗎？
＊作者為退休教授曾服務政府駐外單位，現旅居盧森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