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盡最大可能正視歷史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聯邦德國前總統 理查．魏茨克（Richard von Weizäcker）
1961年耶路撒冷舉行審判負責起草「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Final Solution）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庭。以色列能順利逮捕到躲藏在阿根廷的艾希曼，主要歸功於當時任職於西德Hessen邦的檢察總長弗利茨．包爾（Fritz Bauer, 1903-1968，即改編史實的電影《大審判家》主角）所提供的重要線報。包爾的雙親都是猶太人，但他自己是無神論者。他從年輕時，就非常關心政治，並於1920年加入社民黨（SPD）。1933年他參與全國大罷工，結果被送進賀依貝格（Heuberg）集中營八個月，接著再被送到戰俘營監禁，直到那年底才獲得釋放。隨著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日增，他先移民到丹麥，後來又移民到瑞典與Willy Brandt一起辦雜誌，從事反希特勒運動。1949年，包爾重新入籍西德，開始在司法界擔任主管工作。1956年他受邀擔任Hessen邦檢察總長（Generalstaatsanwalt），工作地點在法蘭克福。就是在他積極運籌帷幄下，法蘭克福緊接著耶路撒冷大審判之後，也於1963年12月20日至 1965年8月20日展開審判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納粹戰犯的重要工作。
換言之，讓耶路撒冷與法蘭克福大審可以順利上路，背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同一人：弗利茨．包爾。然而，1965年，當第二十個終戰週年紀念來臨時，法蘭克福納粹審判尚在進行中，西德聯邦政府對此卻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前一天（5月7日），總統Heinrich Lübke在慶祝漢堡商會（Handelskammer）成立三百週年的致詞上，也完全不提二戰與納粹大屠殺；取而代之的，卻是抱怨老百姓將祖國之愛與鄉土之情視為無物。
在這樣強烈反差的政治氛圍裡，大學生紛紛上街示威，表達對執政當局以政治威權阻撓轉型正義工程開展的強烈不滿；他們也高度質疑、批判父祖輩在二戰期間的不當作為。映照著政治高層對納粹過往的噤聲不語、甚至懷有相當強烈的防衛心理，大學生的抗議活動最終釀成了激烈且為時超過十年的「六八學運」。
「六八學運」帶來的壓力，終於讓西德政治有了改弦易轍的契機。1970年，溫和左派社民黨（SPD）得到戰後第一次執政的機會，由Willy Brandt出任總理， 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出任總統。當年5月6日，海涅曼總統對駐西德的外交使節團發表演講，主動提及德國在納粹時期所犯的罪責；並認為，德國人不應一直只知沉浸在對自己失喪的悼念中，而應學習如何邁向和解。兩天後，西德國會第一次舉行紀念5月8日終戰的官方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