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大年初一，我們全家去拜年，照例帶去他愛吃的紅燒蹄膀，也談起〈寧波西街26號〉裡的文友今昔，關心其回憶錄第三篇的進行。
「還沒有啊，還在腦子裡琢磨，」他的神情淡定，語氣平靜：「總要有個中心思想嘛。」
是的，「中心思想」，這也是天驄時常強調的創作要領。後來我偶而打去電話，為免打攪他休養，總盡量簡略的聊幾句，重點當然是第三篇的進行。
「我想想……」他的語氣仍是平靜的，「我再想想……」；往昔「想想」之後的滔滔不絕，漸漸的無聲以對。
如此幾次之後，聽說他的聽力減退，拿話機也很吃力，不敢再打電話去打攪；回憶錄第三篇於是成了我心中的懸案。
天驄一向關心世事，臥床後仍常看電視新聞，每天還細讀兩份日報。唯一的缺憾是他沒學電腦，無法使用網路。十多年前我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任職期間，發表他的「歲月十帖」等鄉土散文，以及《回首我們的時代》專欄12篇，他都拿著手稿去政大附近請人打字，輸出列印後拿回家仔細訂正，一篇稿子往往跑三四次打字行，最後請打字小姐email給遠在巴黎的可可（其子小名）「審閱」，再由可可email給我發稿。——投稿給其他報刊，也都以此模式進行。
受傷臥床後，他無法再跑打字行，也無法俯案書寫，兩篇回憶錄都是由他口述錄音，再由照顧他的可可阿姨桂芳打字整理，列印讓他修改增補，再傳給可可「審閱」定稿，傳給「人間」副刊發表。這樣的完稿過程，比受傷之前更為繁瑣，但文中所述鉅細靡遺，層次轉折宛如一氣呵成。在他肉身艱困的生命晚期，猶能體現創作路上的「中心思想」；如此得來不易，即使只發表兩篇回憶錄，亦是彌足珍貴的。
我從1966年夏天認識尉天驄，閱讀其人其文已逾五十年。彼時他和陳映真、吳耀忠、七等生、黃春明等人正在籌畫《文學季刊》，來我家約楊蔚寫稿。楊蔚這個老左得知他們預定「10月1日創刊」，立即提醒陳映真這個小左，「別忘了，10月1日是老共國慶！」陳映真於是建議《文學季刊》創刊日期改為「中華民國國慶10月10日」。——雖然如此「謹小慎微」，後來仍發生了「民主台灣聯盟」案。
那時天驄英俊瀟灑，有一美麗女友C小姐住在目前中正紀念堂旁邊的眷村，聽說腿被撞傷上了石膏，陳映真約我們一夥人前去慰問。C小姐躺在床上，我們每人在她白色的硬硬的腳上輕輕摸兩下，問她痛不痛？她笑說：不痛不痛。卻又嬌聲指著胸口說：「這裡痛啦！」陳映真撞一下天驄肩膀說：「喂，老兄，這是你的責任呀！」我們於是先行離開，留下天驄盡他的責任。
天驄在〈我的文學生涯〉（1983）第十六節「我告別了現代主義」裡有如下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