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顧炎武作《日知錄》，分辨「天下」「國家」為二者：「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六○年「大饑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中國三十年「民族主義」高歌猛進，八○後以降還知道這點歷史的已是鳳毛麟角。
顧炎武之「亡天下」，還有更深一層，他是在講人倫防線、文明底線的大問題，他說朝代興亡更替，是無所謂的小事，但是假如一個民族突破了人倫防線，它就死了。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裡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裡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裡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發生在廣西文革中。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他東西，如西方文明中人與基督的溝通。
中土的滅頂之災，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沉痛預兆，即王國維沉昆明湖之殉難，此文化中人勘破大難臨頭，而億萬眾生尚沉睡不醒。陳寅恪詮釋道：「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悲唱「巨劫奇變」，尚在五○年代，又幾十年逝去，中國才真真「劫盡變窮」，乃是穿越了一個「全球化」、攀附了一個「經濟奇蹟」、搭上了大江山川、賠上了千性萬命。尤其後三十年，中國的這個極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飢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有誰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