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鑑於此，警惕中國滑向此種戰備體制，防止整個國策為此戰備體制所裹挾，進而，突破維穩體制，重啟全面改革開放，在一、兩代人的時段內，逐步和平過渡，完成中國這一波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既是歷史邏輯，也是政治邏輯，從而，是當下此際，吾華夏民族億萬生靈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諧理念」逐步被「鬥爭哲學」所取代。「全面內戰」的先兆，便是宣導了十幾年的和諧理念不再，而為鬥爭哲學所取代。鬥爭哲學崇尚鬥、鬥、鬥，在不過一代人之前剛剛擺脫「文革」之禍的我們看來，其之非為正道，令人不寒而慄。前幾年大家反感以「和諧」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維持會長，有時候亦且多所調侃。但是，與鬥爭哲學相比，至少，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和諧理念雖說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營建全體國民和樂融融的政治意象為旨歸，則其內涵了指向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故而，雖然其派生的維穩體制叫人煩心，但和諧理念本身還算讓人放心。扭轉此種平庸不作為局面，而銳意進取，的的確確，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復而建設常態政治之途徑，也是主動順應近代中國歷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強毅力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頒行後，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
但是，其軌轍，其進路，不是重啟鬥爭哲學，毋寧，正不外執政黨十八屆四中、五中全會所接續倡說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建設法治國家也。——再說一句，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而非突轉為鬥爭哲學，方為進取之正途。
朋友，我們不是鄉願，不是不明白，對於政制腐朽和官場腐敗，對於外敵覬覦，需要起而應對，必須有所作為，也理解一開始啟用霹靂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與鬥爭哲學是兩碼事，更非等於鬥爭哲學所刻意釋放的恐怖意味。毋寧，必需導向民主法治軌道，以民主法治建設解決政制腐敗，慢慢地，形成中國的優良政體，進而，以一國良制完成大中華全境之民族國家建構。當下中國，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舍卻民主政治建設，既無法說明權力來源，從而沒法落實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也無法提供政治正義與憲法正義，從而，難以確立真正的法治，連真實的法制也難。此為現狀與現實，無法掩飾，而直言陳述，還是盼望避免全面內戰狀態蔓延，趕緊結束愈益嚴重、官民皆有的不安與恐慌狀態，則吾人百姓安居樂業也。
實際上，就大中華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這幾年台港情形惡化，在已然回歸之際與營造可能統一之時，苦心經營之下，不僅沒有強化其向心力，反而導致其離心力愈重，正說明基於敵我劃分與鬥爭哲學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現了必須同時反對港獨、台獨的問題，實在匪夷所思。同時，無論是調適與東瀛和南海諸國的關係，還是兩年來的中美互動，大凡關涉國家間政治，而與周邊國家關係吃緊，需要仰仗以實力為後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個鬥字所能解決的。如果說此於國家間政治得解，那麼，當此鬥爭哲學徑直引入共和國之國家政治層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釋，毋寧，實為極權政治思維的復辟，而恰恰導致文革式思維回歸，造成此刻這般令人窒息而惶怵的全面內戰式政治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