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網路裝置鼓勵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它們保證可以讓你堆疊更多活動上去，因為你可以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傳簡訊，簡訊看起來不會占用時間，反而會給你時間。這大受歡迎、太神奇了，我們終於設法擠出一點額外的時間，但我們之中生活步調最快的人，卻鼓勵我們去讀《愛上慢活》（In Praise of Slowness）之類的書。而我們總算找到多點時間陪家人朋友，雖然我們的注意力甚少在他們身上。
兩代之間的問題叫人不知所措。青少年抱怨爸媽晚餐時眼睛一直盯著手機不抬起來，也帶著電話參與他們的學校體育活動。十六歲的漢娜是個嚴肅、安靜的高二學生，她告訴我多年來她一直試著在母親來接她放學或下舞蹈課時吸引母親注意，漢娜說：「車子開動後，她會一邊開車一邊低頭看她的訊息，連一句哈囉都沒有。」後面我們將會聽到其他人說類似的故事。
爸媽說他們對這種行為深感羞愧，但隨即找機會解釋，或自圓其說。他們說他們的壓力比以往來得大，不得不追著電子郵件和訊息跑。他們總是有落後的感覺。他們不把公事帶在身上沒辦法度假，而他們的辦公室就在手機上。他們抱怨雇主要他們一直保持連線，但又坦承他們花在通訊裝置的心力已超過所有工作上的期望。
青少年一旦時間緊迫（該交作業了），可能會試圖逃離不關機文化的要求。有些人會用爸媽的帳號，這樣朋友就不知道他們在線上。成人也會躲藏，周末時行動裝置會留在辦公室或上鎖的抽屜，如果雇主要求聯繫，人們就實行規避策略，他們會去過冒險假期或從事極限運動。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仍可能搭乘沒有手機或網路存取的長途班機。但就連這點也在變。Wi-Fi 已經上天空了。
在一個被拴住的世界，太多事是有可能的，但很少人能夠抗拒不用這樣的基準來衡量成就：如果隨時隨地都可以工作，可能完成多少事情。三十六歲的黛安是中西部一間大型博物館的館長，她跟不上科技所設定的步調。
我已經想不起來前一次有週末這種東西，或拿到一本萬用手冊、想想可以把誰的名字加進通訊錄是什麼時候了。我的電子郵件程式讓我只要點選寫信給我的發信人，然後，咻的一聲，他就在我通訊錄裡了。現在每一個寫信給我的人都在我的通訊錄裡；每個人都是準聯絡人、準買家、準捐贈者、準籌款人。以前是通訊錄的東西，現在更像資料庫了。
我想我的工作是有做得比較好，但工作成了我全部的生活；或者我全部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當我從行事曆移往通訊錄、再移往電子郵件、移往簡訊，我覺得自己好像太空超人，每件事都如此有效率。我是一部效率極高的機器。我直到凌晨兩點都還在黑莓機上。我睡不好，但仍趕不上一直寄給我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