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職領導公職的那個年代
回到還不算遠的歷史來看這問題，我們也許能找到適合的解答。
國民黨敗戰來台後立刻進行整黨。國民黨被改為完全徹底的「列寧式政黨」，這跟解放中國的共產黨是如出一個模子的兄弟政黨----「以黨領政」。所以以前稱呼統治機器的順序一定是「黨、政、軍、特」。黨才是居首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庫通國庫自是順理成章，人才的互通也是其一條龍式的培訓機制，先進入黨才能進入政。進黨部培訓任用後可以隨時轉調到政府單位任用，同樣的，經政府考試任用的公務人員只要具備黨員身分經黨部培訓單位核定後，也可以隨時調任黨部相對職務(高於政一個位階)，比如文工會主任就該領導新聞局一樣。這就是今天年金改革會遭到「公教人員」反改革的最大困難源頭。
這本帳得從1950年代開始算起，當年度全國性公務人員的高考，戶籍登記為外省籍者錄取了179人，占全部錄取名額96%，列名台灣省籍者僅錄取7人。延續到1956年，台灣省籍者的錄取人數占人口比例的0.061%。這個情形持續到1962年之後才逐漸改變。若追究當時實況，延續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該制度在當時情況對外省籍考生特別優惠，只開放少數名額給佔人口多數的台灣省籍考生。如若再要加上當時雷厲風行的「國語運動」，中國元素強力打壓台灣在地元素，民怨正在逐漸累積中，白色恐怖成了統治的必然手段。
1971年，因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其在聯合國的席位，並堅持其一個中國政策，以圖徹底孤立中華民國。情勢發展到這裡，實際主政的蔣經國已遇到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他必須開始擔心中國正在起勢的中華民族之「民族主義」，終將會使台灣人民因為太過強大的中國元素而開始轉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蔣經國的吹台青政策就是排中去中的思維
蔣經國自此決意開始刻意壓制中國元素的過度成長，這也才導致在台灣堅實硬底子的中國認同開始鬆動。其最典型的範例就是，在黨國體制不受威脅挑戰的前提下，蔣經國開始積極並大量培植台籍人士，也即是昔稱的「吹台青」政策(會吹、台籍、青年才俊)，吳敦義表演的緬懷蔣經國之淚即屬之。當年這政策下所培植的政治菁英曾經主導了台灣國民黨政治20年之久。
蔣經國的這一切考慮都在確保黨國體制的維續與穩定。所以，在這樣的體制下，國民黨部才是國家政府的人才培訓基地。黨部資歷往往優於政府公職資歷。如果你理解國民黨中常會周三開會，然後將中常會通過或議決政策事項，交給周四的行政院會核定通過並貫徹執行之，你應該就能清楚：黨部才是真正的領導班子，國民黨中常委權力的重要性遠高於各部會內閣重臣也就不足為奇了。
